光绪六年是公元哪一年（光绪年间的一场监狱变乱事件）
清政府有个规定：各郡县监狱中的重罪囚徒都要戴上脚镣手铐，脖颈上还要套上一面重枷。
鸦片战争以后，吏治越来越败坏，狱规也不那么严格了。到后来，每一个重囚入狱，狱卒们都要来勒索贿赂，渐渐地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囚徒们只要交足了“例规费”，不管罪行如何严重，狱卒们就将其刑具卸在一边，只在每逢州县典史巡察监狱时，才让他们戴上刑具装装门面；
巡察官员们一走，就又卸掉了。这些情况州县官员们也都知道，不过，只要大场面上过得去，谁也不来深究。
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广东某县县令初到任所，欲查察狱中积弊。这一天，他身着便服，单身进入重囚之狱。
当囚犯们发现他就是现任县太爷时，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将他掀翻于地，绑得结结实实，然后向狱外宣布道：“县官要想出狱，必须将我们一百多人全部释放。
如果谁想用武力抢夺，我们就先掐死县官。我们反正迟早是个死，与其束手待毙，不如与县官死在一起。”几个狱卒想探清情况，一不小心，也被拖入狱中，捆作一团。
囚犯们将县官与狱卒都推至最里面的墙角，狱外给县官送的饮食，也都由囚犯们传递而入；囚犯们的口粮若不及时送上，他们就先断绝县官的饮食。县衙中的那些幕客役吏们都束手无策。
掌管监狱的典史官来到狱前，起初是委婉地劝谕，继而是苦苦地哀求，最后竟声泪俱下，只求囚犯们放出县官。囚犯们根本就不予理睬。典史无奈，只得如实申报至郡中。
郡守大惊，亲自乘轿赶往该县，站在狱门外劝抚道：“县令自到任后，并没有虐待你们，你们被捕入狱，都是前任县令办的案，如今若将现任县令置之死地，你们的罪名就更加深重了，哪有侥幸活命的可能呢？
不如赶快将县令放出来，你们之间如果有冤枉的，本官一定为你们尽力平反，秉公而断；即使是确实犯了重罪的，也一定设法转圜，力求从轻处理。本官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决不会说空话欺骗你们。”
囚犯们毫不客气地说：“不必罗嗦，今天我们与县官已经上了同一条船，坐牢则一同坐牢，出狱则一同出狱，死也死在一处。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郡守语塞，徘徊于狱外，也束手无策。
看看相持了十几天，郡守担心县令万一死于狱中，就会酿成重案，一大批各级官吏都会受到参处，只得暗中派人飞驰至省城，禀告了广东巡抚，请巡抚调拨两营士兵听用。巡抚十分重视，即予批准。
待一切布置妥当后，郡守就答应了囚犯们的要求，准备将他们全部释放。囚犯们又提出条件道：“必须让县官与我们同行至五十里外的某某山头时，才能释放他。”郡守也一口应允。
狱门打开后，一百多个囚犯欢呼而出，将县官与狱卒裹胁于中间，直向某某山头而去。郡守带着少数吏卒紧紧地尾随于后。到了某某山头，囚犯们放了县令等，便欲分道四散而逃。
可是跑不多远，便发现各条要路口都有全副武装的官兵严阵以待。囚犯们连呼上当，叫苦不迭，都又退回了原处。
郡守一声令下，官兵们已从四面包抄而至。一百多个囚犯除少数几个在反抗时被当场杀死外，其余的都束手就擒。郡守检点人数，只有三个囚犯乘着混乱逃脱了。
这些囚犯被带回县城后，无一例外地都受了一番重刑，当场死于棍棒之下的就有二十几个；活着的则从重拟罪，全部被处以死刑。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光绪狱变”。
取材于 清·薛福成《庸庵笔记》卷四
【小议】
此一狱变的性质姑且不论，就囚徒与官方而言，均有教训可记取。拿官方来说，吏治败坏、狱规废弛，当然是根本原因，而县令轻蹈险地则成了狱变的导火线。
当年郭子仪临敌众我寡之险境，以功盖天下、威服四境之身，单骑入敌营，动之以利害，说回纥兵联唐而共破吐蕃，故能成不世之奇勋。
此县令为除积弊单身入狱，用心固佳，然而他既无折服诸囚之威，又无开脱死囚之权，更未掌握诸囚之心理，不知己不知彼，画虎类犬，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诸囚则身陷绝境，视县令为奇货，不为官方威胁利诱所动，决死而求活，连连得手，直至狱开囚出，几获全胜。然而百密一疏，由于过分相信官方会彻底让步，终于身陷重围，功亏一篑。假如当时虚虚实实，指东而奔西，则即使不能成功，也不致于败得如此之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