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经历对作品的影响(萧红的写作特点)
【传媒学术类话题】
谢邀。我写过一篇《巧遇葛浩文》，葛浩文是何方人士呢？是写萧红评传的美国人。本国人夸本国人，故乡人赞故乡人，总不像外国人夸赞得那般有距离美。至于过誉不过誉真该看一看评传。可以说，葛浩文因研究萧红而驰名，被誉为是一个为萧红续命的人。
2009年9月4日，北京，一大早就阴雨连绵，下了一个上午还多。我开车经二环至单位，舶好车后，到对门小饭馆早餐，半屉小笼包，一碗豆腐脑；待工作会议罢，打手机联络儿子，接他一起去国际会展中心，看那里正在举行的以西班牙为主宾国的国际书展。
票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吴英杰送的；两天前我开车送她去昌平王庄看望导演张子扬。我的许多文友，都是多年以前，我在哈尔滨生活、学习、工作期间结识的；在四分之一世纪，可亲可敬的文友，让我印证了人如其文或文如其人，不简单也不复杂的惯性共识。
正是那个时期，我在文字方面，有大约五类事，可算作比较成形系统一些，且现今可建立我在写作经验上的某一族艺术档案：
为多届哈尔滨之冬冰雪节做外宣诗画集及为冰灯游园会景区命名；
为多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写评论和专访乃至扩展到《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
写多届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人民政府市长专访，以庆祝哈尔滨解放与开放；
写多届中共哈尔滨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专访，并拍成电视专题纪录片；
接办《〈哈尔滨日报〉副刊·〈我和哈尔滨〉专栏》数年⋯⋯
恰是末项选题，使我最早知道，美国有位学者专门研究——现在每一个哈尔滨人都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女儿，受到鲁迅首肯的萧红；当年的萧红研究，也就是上个世纪末叶后二十几年，外籍人比哈尔滨的学人们，更为具有个人自信力和国际影响力。这固然，也有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之缘故。
葛浩文致辞
此公是葛浩文。我竟在这个国际书展上巧遇葛浩文用英语讲座、汉语答问。关于萧红，我没有向葛浩文提问；葛氏著《萧红评传》，葛氏译《呼兰河传》，都产生大影响⋯⋯这些根本无须再问。
请重温，葛浩文著《萧红评传》序言披露：“有好几个月时间，萧红的一生不断萦绕在我脑海中，写到这位悲剧人物的后期时，我发现自己愈来愈不安，萧红所受的痛苦在我感觉上也愈来愈真实，我写到她从一家医院转到香港临时红十字会医院，我只需写下最后一行，便可加上简短的附录和我的结论。但是我写不下去——那一刻，不知怎的，我竟然觉得如果我不写这最后一行，萧红就可以不死。”
要知道，1980年哈尔滨市呼兰县萧红故乡，对葛浩文而言，是怎样的神秘、向往、亲切、热中；他在哈尔滨，参观萧红读过的第一女子中学、萧红笔下的道里商市街等；只要是与萧红有关的地方和人物，他都去，都拜访，例如，谒呼兰萧红故居，与萧军联系晤面。
萧军木刻像/冯羽作
正是1980年，萧军携女萧耘、子萧燕，也来哈尔滨小住，是纪念萧红诞辰70周年。我听了萧军演讲，也一起照过相，还得到赠书（《萧军近作》《羊》《吴越春秋史话》）和题词（“不蔓不枝”）。我想，我的这些待遇，葛氏一定享有。我写了《萧军赠书》一文，发表在《黑龙江日报》上；还写了《华夏才女》一词，敬献萧红灵前。
1986年，我任《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记者，驻哈尔滨友谊宫，与端木蕻良同一幢楼，叩门拜见；他那天刚去呼兰萧红故居回来，为之题词：黑龙江之光。端木蕻良辞世，我写文章追思，发表在《太阳岛周刊》上，回忆了这次见面与谈话。
而我上网才知道，葛氏为萧军、端木蕻良一位位与萧红生活过的人，又是他拜访过的人，陆续地离开人世，竟和自己的亲人离别一样地哀伤不已，是他大动了感情所致！
在国际书展，巧遇葛浩文，我不仅没有向他提问题，也没有请求合影；我当新闻记者多年，采写社会名流众多，现已失去见人就合影的兴趣。对于葛氏更是如此，他从“四十不惑”已近“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距”之年，毫无可能再图虚名。
我所关注的，是葛氏对汉语言文学的认知深度和当下态度。他说，汉语小说家信笔写作，纯属个性使然，但是，对于英语社会的读者，翻译人的作用在于真正让读者看明白。例如，“除夕”“红白事”“解放以后”，直译就不行，人家看不懂，加注解方可。他讲道，翻译至少要精通两种以上语言；很难想像林纡只懂汉语、不懂英文，却能翻译出《黑奴吁天录》；为此，他说，我不再读任何英译汉的书，而作为翻译只进行汉译英，因为我懂这两种语言。
他举例，原作者、翻译人、出版商，均靠“信达雅”维系，他作为翻译，尊重原作者，不轻易删节，有时候跟出版商交涉，不得不让步；出版商只考虑英语社会读者接受能力阅览习惯，不会照顾原作者感受，对此，他爱莫能助。他译毕飞宇，《青衣》，一句：恋人之间，女叫男哥，这称谓表明有血缘而非恋人；一句：做爱的男对女说，我把你当作女儿。只这一句，已涉及到常纲伦理，言辞令人作呕，必须删改才行。
萧军晚年注释与萧红书
他回答，译贾平凹，《浮躁》，根本没删，可以去看，说删是误解；译阿来，《格萨尔王》，发现问题，请其解释，有说明白的，有说不清楚的，他解释得太多，我无法准确地译成一句话，但我西藏的功课做得不深；译姜戎，《狼图腾》，说明2万字，脱离小说本体，只能删去。他重申，我不带研究生，就不会有，由我带的研究生翻译、而我来署名这事发生。人家偏要这么讲，你有办法阻止吗？翻译家费力不讨好，很像鲨鱼在水中游，一旦停下来就等于死去，我不会停下来。最近应约重译老舍，《骆驼祥子》，之前尚有三个译本，没一个理想的。
听葛浩文用英语讲座、汉语答问时，我临近告别，忽地感觉一种冷清；据看车人讲，比较其他展，书展最冷清。这话我信。就在这冷清中，我看到法国摊位的设计与样书绝非一般，中国大陆书展摊位与样书却无一例绝不一般。
上星期五，我看中国美术馆国庆60周年画展，品味欣赏到程丛林原作《1968年 月 日·雪》，好一大幅震撼人心的油画，抵得上十部同题材电视连续剧；还记得，我在西藏拉萨至林芝的途中，那藏胞的民族装束和所居的木质房舍，竟与中国画线描勾勒三国时期人物形象以及天然背景别无二致。于是我坚信，在中国画坛，无论是西洋画法、还是中国画法，畅达的思维开拓，深邃的艺术穿透，一切事物从发生到发展以至于消逝，均逃不出大规律。
国际化、市场化、企业化、商品化，对于书展的设计理念与样书展示，只是形式和手段而已；葛浩文所讲的，给我关键的启示在于，原作者、翻译人、出版商，坚持“信达雅”始终，更存在越位求索、换位思考、对位运作等机缘。图书出版多数时间属于静下来的工作，哪能闹一阵子过去；图书发行呢，商人亦诗人亦哲人，大手笔即大思维即大规律。
一个自大的民族，当然没有大出息；但有的时候，过于自卑也必将误事。记得，早在1993年，我和张子扬等人参与首漂黑龙江之后，他任总导演、我任总撰稿，为中央电视台和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搞了一场名曰《冰雪火》的大型电视晚会。就在其中，有段相声，由一法国留学生夸哈尔滨而一中国曲艺演员赞巴黎，我作题为《我说你的 你说我的》。
反串、对比，风趣、诙谐。事后请当地专家评论时却遭攻击，举例，“法：‘我们哈尔滨有萧红的《呼兰河传》’；中：‘咱们巴黎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这样对比很不恰当，萧红和雨果不能比！”怎么不能比？正是这晚会被澳大利亚公民盗版，由澳警方破案、检方起诉、法院审理，央视请我举证，拿出创作依据，我方最终胜诉。
许久没得闲回哈尔滨看看了，在国际书展巧遇葛浩文引出这许多话来。得到的欣慰是，从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到省内新闻出版界和文学艺术界，最近推出再版《萧红全集》、命名萧红文学院、设立萧红文学奖等举措，坚持传承萧红“黑龙江之光”永久特质品格。
夏志清称葛浩文为“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约翰·厄普代克在《纽约客》上写道：“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这个人就是葛浩文。”经葛浩文之手，萧红、白先勇、王朔、莫言⋯⋯甚至“80后”的春树等二十多位中国大陆和台湾作家的四十多部名作在英语世界呱呱坠地。
我倒怜悯起葛浩文这“接生婆”来，他似乎已握起现代汉语言文学家赢得诺贝尔奖的译笔，不仅“首席”，甚至“惟一”。中国新闻出版界乃至文学艺术界，不说走向世界，仅说打入美国，单凭葛氏一人，显然杯水车薪。美国大兵葛氏能借驻军台湾苦学汉语，靠译萧红起家；你泱泱大国、芸芸众生、莘莘学子中真出不了个靠汉译英吃饭的后生吗？本文拉杂地记录的这不是新闻的新闻，更为及早能出个译萧红及其他的学人优势所在鼓与呼！
这里要问，美国现政府那样地去中国化、甚至不惜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当口儿，多一些比国人毫不逊色地研究萧红的学者兼翻译家，有关“过誉”之说，不显得“过冷”了点吗？
因为萧红是鲁迅的学生，所以鲁迅对自己学生的作品难免会附带有感情的成分。在民国时期，鲁迅先生的溢美之词让萧红颇有点儿飘。
萧红的《呼兰河传》还入选了二十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还拍在前10位。个人觉得，萧红与同期的女作家比如张爱玲、凌淑华、林徽因还有冰心相比，她在文坛的地位明显被高估。
萧红是一个有才华的女作家，也是一个悲情的英年早逝的作家。很多喜欢萧红的读者会惋惜道：“如果萧红没有那么年轻就病死，她还可能写出更多更有影响力的作品。”
咋听似乎还真有那么一回事，但仔细考量也未必如此。沈从文活到80多岁才离世，可他的作品几乎都是他20—40岁时所写。时代的局限性也罢，江郎才尽也罢，反正他的传世之作还是解放前写的《边城》、《长河》。郭沫若算是尽其天年了吧，他一生顺风顺水，写了一辈子的诗，可拿得出手的还是年轻时的《女神》，中年晚年的诗简直不忍萃读。
所以萧红如果没有早逝，她可能会多创作一些作品，但是其质量不一定能超过《呼兰河传》。
萧红的作品并怎么受现在的读者待见，可能以前还真是过誉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