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夫人杨子烈
任显成
二、枣阳杨宅出"贤烈"
1902年12月9日，农历冬月初十，节气已过大雪。湖北省枣阳县城杨家老宅内，一声婴儿啼哭打破了冬日的沉寂。接生婆用红布包裹着女婴走出内室，对等候在厅堂的父亲杨毓达（字文卿）道喜：“恭喜杨老爷，是位千金。”
时年三十五岁的杨毓达接过女儿，只见这婴孩眉眼清秀，虽刚出生却不似寻常婴儿般皱缩。他沉吟片刻，提笔在族谱“贤”字辈下郑重写下“贤烈”二字，乳名"小凤"。按照杨氏族规，女子不入正谱，只在附录中记载。但这位清末秀才却将女儿名字工整列入，旁注：“光绪二十八年冬月初十亥时生，性敏慧。”
枣阳地处鄂北，汉水支流滚河蜿蜒而过，自古便是南北驿道要冲。县志记载：“北接宛洛，南连荆襄，商旅络绎，兵家必争。”杨家老宅位于北城文士巷，是一座三进院落，青砖灰瓦，飞檐斗拱，门前一对石狮已模糊了纹路。这座宅院建于道光年间，见证了杨家三代人的悲欢离合。
杨毓达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秀才，曾赴武昌参加乡试未中，遂回乡设馆授徒。他娶妻王氏，乃邻县举人之女，识文断字，尤工刺绣。夫妇育有三子一女，杨子烈是长女，下有弟妹三人。
杨子烈的童年记忆，如一幅褪色的工笔画卷：
“每日清晨，祖母在西厢佛堂念经，檀香袅袅，木鱼声与鸡鸣声交织。母亲坐在东窗下绣花，绣架上绷着绢布，手指翻飞间，牡丹渐次绽放。午后，弟弟们在庭院追逐嬉闹，而我则躲在父亲书房外的回廊下，偷听他给学生们讲解《孟子》。”
五岁那年，杨子烈第一次对“男女之别”产生困惑。除夕祭祖，母亲为她换上崭新的红袄，却叮嘱：“女孩儿只能在屏风后磕头。”她从雕花缝隙望见父亲领着弟弟们在祠堂前行三跪九叩大礼，香烛明灭中，祖先牌位森然排列。她小声问母亲：“为何我不能上前？”母亲轻叹：“祖宗规矩如此。”
这规矩在1908年秋被打破。那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驾崩，三岁的溥仪即位。消息传到枣阳，杨毓达在书房枯坐一夜，天明时对妻子说：“世道要变了。”他做出了一个在当地堪称惊世骇俗的决定：让六岁的女儿正式开蒙读书。
“她们都说我聪明伶俐，活泼可爱。我生长于书香世家，父亲杨毓达，母亲杨大奶奶从小就将我当作男孩子一般教养，让我放足，并且教我念书。”在当时中国封建世俗社会里，实属不易。
“我（杨子烈）的发蒙老师就是祖父，祖父无事时，在家教我写字读书，并且教我读三字经、女儿经，有时还讲些神话故事；甚至教我西厢记中老夫人等唱的一两首诗。”
开蒙那天，杨毓达特意请来枣阳名儒李老先生。仪式在书房举行：先拜孔子画像，再拜先生。李老先生看着眼前这个梳着双丫髻的小姑娘，捋须道：“女子读书，古有班昭、李清照。然今日世风，女子多以无才为德。杨兄此举，可谓开明。”
杨毓达正色道：“庚子国变，八国联军陷京师。如今朝廷推行新政，废科举，办学堂。依我看，将来女子也需知书达理，方能相夫教子，襄助家国。”
李老先生点头，取过《三字经》：“今日便从‘人之初，性本善’教起。”出乎意料的是，杨子烈竟能接出下句：“性相近，习相远。”原来她早已在书房外偷听弟弟们背诵时记下。
老先生惊讶地看着杨毓达：“令媛有过耳成诵之能。”从此，杨子烈每日与弟弟们同席而学，从《千字文》《百家姓》到《论语》《孟子》。李老先生常感叹：“可惜是个女娃，若是男儿，定能考取功名，光耀门楣。”
这话在杨子烈心中种下第一颗疑问的种子。
杨子烈8岁时，由祖父启蒙开始读书写字，之后进入县立女子高等小学学习。入学时，祖父将她的乳名“小凤”改名为“子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