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役军官、棒棒、导演-何苦：其实我只是讲述者
导演何苦的本名叫何长林，他自己改名叫了何苦，因为朋友们最初听及他要做的事，都以“这是何苦呢”来评价。
何苦目前在做的事情，确实可以用“何苦”来形容。他以中校正团级军官的级别转业，原本可以找个不错的工作衣食无忧，却偏偏要去重庆做棒棒，卖苦力且不受尊重。他以此经历拍了一部13集的纪录片《最后的棒棒》，2015年播出后在豆瓣上评分9.7分，是迄今国产纪录片评分最高的一部，却偏偏又意犹未尽，拍了电影版《最后的棒棒》，影片今年8月17日公映，首日排片只有0.2%，票房惨淡，上映10天未到百万元，口碑上更是形成两极分化，豆瓣评分仅为6.4分。对于导演何苦本人，褒奖声中也不乏批评与质疑。
外界所有的反馈，其实何苦都很了解，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这几年是不务正业，相反，做这件事，是他“自认为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让他觉得“活着有意义”。
“我是个快乐的人，所以想拍电影给大家希望而非绝望。我和这些棒棒们现在就像亲戚一样，我一直在拍他们，现在也在拍。我做这件事，没有欠下一分钱外债，但是欠了很多人情。”
到农村去露天放映
最少时仅三位观众
“棒棒”指的是重庆街头的临时搬运工，由于山城地形独特，他们靠给人挑重物为生，一根楠竹棒，一卷粗麻绳，一双解放鞋，就是他们的全副装备。
从商品卸货装船，到给市民挑生活品，下力气的活儿他们都能干。不过，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劳动方式的改进，曾经穿梭于山城大街小巷的棒棒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顶峰时期曾有数十万人从事棒棒这一行，到今天只剩下几千人，平均年纪60岁以上。
8月17日，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上映，首日排片只有可怜的0.2%，对于此种苦况，导演何苦显然心有准备，也正因如此，从电影一上映，他就揣着5万元的宣发费开始了自己的“流动放映”，往返渝黔两地山区，送电影下乡，“我想与其请人家吃饭帮我多放电影多宣传电影，不如到农村去放映，让更多人有机会看到这部电影。放映设备都是我们租的，没钱，所有的东西能借就借能租就租。”
开辆破车，何苦和司机来到县城、农村，“没有刻意计划放映的地点，只要有人愿意看就放。”目前，电影已经放了20场，在重庆的“棒棒公寓”放过，在山沟里给村民放过，最少时观众只有三人，“那是在山上，只有一户人家，奶奶和两个孙女，两个孙女刚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山上看奶奶。”由于尚是夏末初秋，何苦说一般要等到晚上八九点，天色擦黑，才能露天放电影，99分钟的电影放映完，对农村人来说几乎要是“深夜”了，“因为平常他们习惯早睡早起，10点、10点半，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晚了，所以去农村放露天电影也是需要勇气和信心的，因为村民不会给你面子，电影不好看，他们肯定就回家睡觉去了。但这一路上他们都还挺给我面子的，除了年纪太老的、身体残疾的，都坚持着看到最后，可能也和我给孩子们买了书包有关系吧，他们要给我个面子，哈哈。”
在从贵州赶往重庆的放映途中，何苦还遭遇了车祸，在一段山路上，车翻下20多米的悬崖，万幸的是他和司机及时跳车脱险，获救之后在当地医院做了检查，还好伤势不重，又继续往重庆赶，问及原因，何苦笑说“就是因为车太破了”。
火爆的剧版只卖了2.6万元
拍影版因为大家挂心棒棒的现状
提及电影《最后的棒棒》，必须追溯至2015年的同名纪录剧集。
2014年在何苦即将把背影留给军营的时候，重庆街头有一个佝偻的棒棒老黄也正在把背影留给一个新的时代。两人一见如故，老黄答应收他为徒，何苦则决定去实现“儿时梦想”。原来，何苦小时候曾经被父母呵斥，“再不攒劲读书，长大就只有当棒棒儿”，那时何苦总在心里想，当棒棒其实没什么不好，“最起码可以去重庆，可以见世面。”
当然这次当棒棒，何苦也不是为单纯实现儿时梦想，“今天的我去做棒棒，绝非单纯的就业和生计，只是想踏踏实实回到劳动人民中间，踏踏实实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能依托自身所长顺便做点事情，比如写点关于山城棒棒的故事，或者拍一部关于山城棒棒的纪录片，自然再好不过。”
于是，何苦还请好了摄像师，“小伙子21岁，学历比我高，用单反相机拍过结婚录像。我们初次见面在小饭馆儿点菜，“酸辣土豆丝”的前两个字他不会写，我只教了两遍就会写了。摄像机交给他的当天，他就弄懂了开机、关机、摄录和暂停，说明这娃还是很聪明的。当然，我之所以请他还有更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一身腱子肉，看起来能吃苦，而且工资要求只有2000元。开始小伙儿跟我说压力有点大，我说没事儿，见啥拍啥，我们就用最笨拙的方式去追踪一群背影，记录一个时代，讲述一种人生。这与艺术无关，基本全是力气活儿。”
就这样，怀揣1300元，何苦成了棒棒中的一员，一年多的时间与棒棒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爬坡上坎，负重前行，用镜头记录下了几位棒棒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2015年，《最后的棒棒》被拍成了剧集在网站上播放，引发了巨大反响，豆瓣评分至今仍高居9.7分，而这部纪录片，何苦只卖了2.6万元，还要扣掉税钱。
剧集版在网上异常火爆，但是何苦从来没想过拍摄电影版，直至去年9月，一位发行人找到何苦，说他与妻子都是剧集版的粉丝，妻子看完之后立刻拿着新买的鞋去退，还因为没有退成而委屈地哭了，看到片中棒棒们的生活，妻子说以后再也不乱花钱了。这位发行人建议何苦拍部电影版出来，相较剧集来说是不同的艺术，受众也不一样，加上有很多观众留言想知道片中几位棒棒的现状，何苦这才动了念头，最终有了这部电影版《最后的棒棒》，“我不是专业导演，这部电影肯定是有很多问题，制作很粗糙，你看别的电影片尾字幕走完需要那么长时间，而我们，整个团队也只有五六个人。”
老黄家不要捐款
骗子把钱还给了老杭
纪录片中的棒棒主人公们那瘦弱的身形、苍老的面容，是一种无言的苦难。他们在年迈之际依然在当棒棒，自有其辛酸。
师傅老黄，1949年生在地主家庭，出生后三天重庆解放，40岁左右的时候，他与一名寡妇生下女儿后，女人离开了，他当棒棒是为了养活女儿。女儿长大成人后，买了二手房，因为要还债，60多岁的老黄只能继续做棒棒。
何南，父亲早亡，母亲改嫁，他外出流浪，做棒棒是为了糊口活命。后沉迷于打牌，吃饭问题都难以解决。
老甘，在村里谈了几年的女友悔婚，嫁给了别人，他赌气离开村庄，梦想到城市里赚大钱，回村娶村长的女儿。
老杭，他的媳妇跟别人跑了，小流氓说只要一万块，就让那夺妻之人消失，他到城市里当棒棒，攒复仇费……
何苦将老黄、老杭、何南等棒棒们的生活展示在观众面前，这群用“一己之力”撑起生存重担的人群，让外界看到了经济发展背后的劳动人民。影片中的棒棒们都在艰难地生活着，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希望，也从来没有放弃传递那份温暖。
何苦说自己是快乐的人，想在影片中给大家传递希望而非绝望，却也正因如此，一些观众对电影版《最后的棒棒》不满，认为影片不如剧版沉重了，变轻松了。对此，何苦表示，笑中有泪是他追求的，但他也并没有刻意升华主题。这几年来，片中几位人物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而且确实是在前往幸福快乐的路上。我不想迎合一些人对纪录片的那种口味，非要强化那种悲苦。”
还有批评之声说导演何苦在消费棒棒群体，对此何苦更是无奈：“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电影票房就是这些，我能挣多少钱呢？这部作品上了大银幕，不是我为了商业利益来做，而是千千万万的观众，包括发行人在内的有爱心的善良的人觉得，应该搬进电影院让更多人看到，传播一种精神，我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善意，只有心里充满阳光才能欣赏这部电影。”
让何苦高兴的是，这种善念的确正在被传递。老黄女儿黄梅透露，很多观众在看了《最后的棒棒》后千方百计想找老黄，捐钱给他治病，但是老黄一家都拒绝了。黄梅说：“谢谢大家的好意，但我们是棒棒的孩子，是可以自食其力的人。当初那么难时爸爸都把我养大了，我们不要同情，会昂首挺胸地活下去。”
片中的老杭是个很悲苦的人，因为腿伤离开了自力巷，后又因生活所迫重新回来当棒棒。他在银行门口被骗子骗走了1174块钱，骗光了他的全部家当，后来又收到100元假币，让他心疼不已。一次，在一位女雇主打电话给他钱时，他偷偷把假币换了，骗女雇主说她给的是假币，被女雇主揭穿后，老杭尴尬窘迫地令人看着心酸。何苦说，在片子播出后，一天，有人从门缝给老杭塞进了630元和一张字条，这是那个骗了老杭的人来还钱，估计他手头没有1174元了，就放了630元，纸条上写着“与其做一个有道德的坏蛋，还不如做一个好人”。这件事深深触动了老杭，他后来到重庆，特意去找那个女雇主向她道歉。
记录棒棒是人生中最正确的一件事
因为那一切，何苦说“记录棒棒这件事是人生中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比做什么都有意义”。至今，他对棒棒们的记录仍在继续，他与几位主人公也像亲戚一样走动。
带着摄像机刚进自力巷时，迎接何苦的也曾满是戒备。但是时间长了，何苦以自己的真诚打动了这些棒棒们，大家开始交心，成为真正的朋友。“这次电影《最后的棒棒》上映，大石为了给我捧场，买了电影票带着全家人去看，其实他都看过好多遍了，我之前审片看片时都邀请他看过，他买票纯粹就是为了给我捧场。电影刚看完，他在影院就给我打电话，说排片的时间和场次都太少了，不方便大家看，担心我忙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让我注意一下。我们现在就像亲戚一样走动，不会提钱，相反，他们还说如果能卖钱的话，他们相信我一定会好好使用这些钱。”
何苦说，他其实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导演——上学只上到高中二年级，除了在部队做过电视新闻外从未学过导演，“说是导演，实际上是因为拍片子想获得放映许可证，需要填表，导演那栏不能空着。”
对何苦而言，他更认可自己是个讲述者，真实地讲述，真实地记录，“几年来拍出了大量的素材，白天做棒棒，晚上整理资料，这个纪录片是凭着热血，用汗水拍出来的，百分之百真实，禁得住调查，（如果不信）可以去他们家做客，看他们生活的变化。他们生活的改变不是我个人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也有责任记录他们的改变，不是刻意拔高，而是真实记录。你说我撰稿的文字好啊？不是我文字功力高，而是因为那都是真实的故事，自然地就说出来了。我写棒棒那本书，20万字，20天就写好了，因为真实，所以写得轻松。”
剧集版《最后的棒棒》是何苦揣着1300元拍出来的，电影版则花了不到2万元，提及此，何苦也非常感动。他说找人时都是按照市场价去谈的价钱，结果大部分在看了剧集版或电影素材后，都表示愿意无偿服务，“给人家钱不要，我就装了红包送过去，结果他们说‘何苦，你再坚持给钱就是一种侮辱了，你有情怀，难倒我们就没有情怀吗？’这些年记录棒棒，我没有外债，但是欠了很多人情。”
靠着退役金，何苦原本可以粗茶淡饭过得不错，但是他现在却要和团队拍一些宣传片，挣下微薄的血汗钱，这样才可以养活团队，继续拍摄棒棒的故事。
但何苦说他会坚持下去，因为这让他感到幸福：“他们因为多挣了五块钱就感到幸福，可能我们看了感到很沉重，但是他们自己身上那种幸福感的确能感染人。只要能够生活下去，他们每天心里都是踏实幸福的。苦难中的微笑，可以唤醒沉睡中的幸福感。”问何苦做棒棒后有没有受伤，何苦笑了：“肩膀腰腿那些磨痕哪能算受伤呢，这对棒棒来说就是家常便饭。”
正如电影中提到的，“大寒过后，一定立春”。所以，何苦希望在《最后的棒棒》中，观众看到的除了哭，还要有笑，有心酸，也有幸福，而这些才是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