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有灭佛却没有灭道?
应该是有不少人都听说过，在古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次的“灭佛”的事件，古代曾经有多个皇帝对佛教进行了很严重的打击，著名的比如三五灭佛，也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三件事情的合称。但是却似乎很少听说过有统治者“灭道”的说法，对道教并没有产生类似这样的严重的打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何古代统治者对佛教和道教会有如此的差别待遇，背后究竟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吧。
1、三武灭佛的事件
佛教起源印度，自东汉年间，约公元64年，在洛阳修建的中国第一所寺庙——白马寺，时至今日大约有1900多年了。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繁盛，也有衰退。其中，在历史分别有三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史称“三武灭佛”，差点让佛教在中国上灭绝。
有人会问，三次灭佛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灭佛不灭道?
三武灭佛事件跟古代三个帝王有关。这三个人因为不同的原因，对中土的佛教进行大规模的封杀和解散。
第一武——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拓跋族统一北方之后，太武帝拓跋焘对北方的佛教进行驱散，革令和尚还俗，关闭寺庙。期间，有和尚与胡人勾结叛乱，太武帝下令诛杀长安僧人。
第二武——北周武帝，周武帝励精图治，下诏，僧侣还俗，毁灭佛寺。
第三武——唐武宗，唐代后期佛教大肆敛财，占田，为了恢复民生，唐武宗下令灭佛三年，直到唐宣宗继位开始逐渐恢复。
2、三次灭佛事件的背后其实隐藏的几点原因
1、经济上，寺庙侵占田地，不用交税，不利于民生和统治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首诗直接描写了南北朝时期，寺庙占用土地，大兴土木。在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要经济，佛门一直处在一种不纳税、不服兵役，不服徭役的状态。 而在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时期，国家需要恢复民生，需要让更多老百姓有田地可耕种，国家需要收纳税收。当时僧人太多，鱼龙混杂，寺庙积财甚多，且不用缴纳税务，僧人为当时一霸，侵占田地，不劳而获，荒年还放高利贷，很多违法的人也借着出家以此躲难。佛寺扩张太大，损害国库收入。 从这经济原因上来说，三个皇帝都采取了“灭佛”。
2、军事上，僧侣不服兵役甚至谋反 佛门讲究四大皆空，所以佛门中的僧侣不需要服兵役。而在北魏太武帝时期，为了巩固中原，全民皆兵，因为佛门不需要服兵役，很多人为了逃避纷纷躲进寺庙。起初太武帝并不反对佛教，但因僧人不守清规，在长安佛寺发现僧人和胡人盖吴起兵十万反魏。一下子让北魏太武帝大怒，下令诛杀长安僧人。次年，下令各州杀僧，毁灭佛像，禁止人民信佛。并且太武帝拓跋焘便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僧人一律还俗服兵役。同样在北周武帝时期，僧人惠思、法秀谋反等事情，让北周武帝下令灭佛。
3、文化上，佛道相争，佛门教化不利于当时统治 北魏太武帝执政期间的宰相是崔浩，崔浩是道教中人，他善阴阳五行，深得太武帝信任。太武帝自己信仰道教，自诩太平真君，并封寇谦之为天师。但朝野之中信仰道教者少，多数反对太武帝信道教。这让太武帝非常不舒服，加上佛门经济上，军事上也不利于国家发展于是有了灭佛之心。 在北周的时候，僧侣后朝堂议事，武帝斥责佛门不净，佛门的人竟反驳道教也不净，佛道相互挤兑揭短，武帝大怒，以此下诏，僧侣还俗，毁灭佛寺。 而唐朝本来就信奉道教，以道教定为国教，奉老子为祖先，百姓多以皇家信仰为主，佛教在此期间虽得到发展，但安史之乱后期，佛门消极避世的意识不利于国家振兴。
佛教的教化是要禁欲，要抛家弃子，还不可以生育。而对于封建农业社会来说，人口即是财富，这不利于国家人口的增加。但道教却不同，更注重人性，可以结婚生子。 所以，三个武皇帝权衡了佛道二教谁更利于统治，发现佛教不利于当时的统治于是都要灭佛打击。
“三武灭佛”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意义，恢复了农业生产，休养生息，增加了人口，扩充了军队和财政收入，巩固了国家政权。其中以北周武帝的灭佛举措最为成功，他把占到全国十分之一人口的僧人转化为农民与士兵，为国力的增强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后来北周成功灭掉北齐，继承了北周遗产的隋也顺利的灭掉了陈，完成了统一大业。
3、灭佛而不灭道的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道教毕竟是中国本土宗教。是在古代中国鬼神崇拜观念上，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依据，承袭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演化而来的，道教适应封建君主专制政权需求的能力明显要比外来的佛教更强。
道教可以说是古汉族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其和儒家思想一起构筑了君主专制统治文化的基础。但外来的佛教就树敌众多了。比如北魏太武帝时期道教的忠实信徒崔浩，其就大力支持了皇帝打压佛教发展道教。还有一部分就是像韩愈这样的厌恶佛教的儒家士大夫。
可以说，排外性质的佛道之争一直在发生。两者都在相互改进，吸收彼此的一些教义，从而更加符合君主统治的利益需求，因为那样才能受到支持，最终获利的还是世俗统治阶级。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所谓的入世和道教的避世思想。可以很明显的发现，道教的教义更偏向于自我的修行，也就是自我的得道成仙。而佛教是宣传弃世，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却发展成为大量参与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实体。那么很不好意思了，宗教与政治和经济掺杂在一起是中国政治绝对不能忍受的，不可能容忍教俗合一政体的出现，更何况还是外来宗教。北宋的皇帝们喜欢给自己加上什么道君的称谓，但很明显只是精神层面上的一种体现，对世俗统治的利益没什么改变。
寺院经济是个很重要的体现，佛寺不光有大量达官贵人的香火钱，还占用了大量农田，凭借着免税特权耕作农林产品，有的时候还能使用官府分配给他们的仆役，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寺院经济会严重威胁小农阶层的生存利益，因为他们的产品市场竞争力变弱了，号称以农为本的中国自然不会任由其发展。如果是在战争时期，大量的青年人口逃兵役，躲进佛寺，又是对国家后备军事资源和土地劳作人口的一大损失。
另外就是部分大量的佛教贵金属雕塑和佛寺的建立对国家经济的浪费太严重了。如果是国家此时贵重金属短缺甚至造成货币发行量不够，那么这些大兴土木，华丽昂贵的佛教建筑和雕塑成为统治者怒火的出气筒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佛教的原教旨了。尽管经过大量的中国化的契合，但佛教的一些思想还是和传统的忠君思想格格不入的。比如儒家提倡忠君至孝，但佛教一味提倡今生来世，轮回转世之说，对现世是淡漠消极之情绪，自然会让后者反感。道教和儒家思想明显和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接近，所以更容易契合统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