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及历史影响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是谁的建议：汉武帝是如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谁的建议?
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汉武帝最终采纳了建议。
它提出的这一观点正好符合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可以使国家的思想大一统从而进一步巩固政治大一统。同时儒家思想正是适用于国家安定的状况，与当时的历史相符。
秦汉之际，遭秦始王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家逐渐抬头，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些儒生参加了反秦斗争，如孔子后裔孔甲一度为陈胜的博士。西汉初年，著名儒生叔孙通被任为太常，协助汉高帝制订礼仪。惠帝四年(前 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由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当时，五经博士仅为具官待问，在政治上并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两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相当激烈。
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大事兴作。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因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 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地。”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与此同时，元朔五年(前 124年)，布衣
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员五十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一艺者则选拔担任重要职务。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治狱官吏张汤、杜周，迎合汉武帝的需要，也主张以《春秋》决狱，用儒术附会粉饰法律。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
汉武帝是如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只因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自孔子创立以来，儒学就一直不受待见：孔子周游列国，虽受各国礼遇，却没有真正的施政机会;孟子的待遇跟孔子差不多，沿路还多了对儒家冷嘲热讽的法家、纵横家等诸士;到了秦朝，秦始皇笃信法家学说，不喜儒生，还焚书坑儒;西汉初年，统治者信奉黄老之学，儒生辕固被投入野猪圈徒手搏猪，差点丧命，怎一个惨字了得。那为何到了汉武帝时期，儒家突然就得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尊荣呢?
韬光养晦的董仲舒
这个影响儒学命运的人叫董仲舒。董仲舒历仕文、景两朝，是当时知名的儒生，不过文帝和景帝“无为而治”，他的学识也无用武之地，因此潜心治学，并不参与国政议论，最终躲过了窦太后清算儒家的那场风波。在治学期间，他将阴阳家、道家、法家的思想杂糅吸收，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三纲五常”为基础的全新儒学体系，最终得以一鸣惊人。
少年壮志的汉武帝
彼时的汉武帝刘彻，还只是一个少年。首先，汉武帝是认可儒家学说的，登基没多久就提拔了一些儒生，但是当时窦太后还在世，这些行为触怒了信奉黄老的太皇太后，儒生被严厉打压。直到登基后第六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才终于独掌大权。翌年，急于建功的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蛰伏已久的董仲舒终于出动，在大殿之上的策问环节中，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天人三策称圣意，一举成名天下知
第一策，天命。引入阴阳家和道家思想，将上天意志与人间意象联系起来，提出天人感应说，行善政则天降祥瑞，行恶政则天降惩罚，若不知悔改，则国君为天所弃，丧邦失国。最后一句话让汉朝统治的正统性有了完美的解释：皇权正统不再源自血缘，而是天授，秦无道则汉代之，天意也，这套理论无疑令汉武帝非常满意。
第二策，调和。不再将黄老学说、法家学说作为儒家的对立面，这些学说只是治理国家的不同工具而已，并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具体之别。这种解释方法，消除了汉武帝对儒家治国方略的疑虑，从汉武帝实际统治手腕来看，他其实更赞同法家理念，只不过董仲舒将法家的方法也加入了他的新儒家体系，使得汉武帝更加容易接受。
第三策，选贤。建立完善的人才选拔制度，建太学，明教化，国家现在需要的正是拥护董仲舒儒学理念的人才，那最好的选择当然就是董仲舒的学生了。这体现了董仲舒的高明之处，如果国家的主要官员都是儒生，何愁儒家不兴?
汉武帝几乎是立即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马上下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汉武帝从三策中极受启发，但是从后来的发展轨迹来看，儒家却是真正的大赢家。中国朝代更替频繁，以血缘来宣誓统治权明显是不可行的，这就导致后世皇帝都必须用儒家“天人感应”的这套说辞来树立合法性，儒家讲“天道即仁道”，那么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就不得不按照儒家仁政思想执政，儒家自此掌握了制衡皇权的利器，举例来说，仅汉朝就有15位皇帝由于天灾人祸颁布过罪己诏，而且由于儒生成了官宦阶层的主流，使得儒学在朝堂和民间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这一影响，就持续了两千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