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动因是什么？
12月13日是第七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一天，举国上下以各种形式深切缅怀死难同胞，深切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以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在对南京大屠杀罪行进行揭露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动因是什么？
问题的提起
1937年12月5日，侵华日军发动了进攻南京的战役，并在12月13日占领南京后实施了史所罕见、震惊中外的大屠杀。在连续40多天的时间中，屠杀中国军民30余万人，同时进行疯狂的抢劫、焚烧、奸淫，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残酷的战争暴行之一。
在确认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以后，人们往往发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动因是什么？这是个老问题，也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国际舆论界与国际史学界历来有着种种不同的解释。有些日本学者说，南京暴行是当时日军部队中的台湾籍与韩国籍士兵干的，这显然不符合史实。进攻南京的日军主力部队有第3师团（名古屋师团）、第11师团（善通寺师团）、第9师团（金泽师团）、第13师团（仙台师团）、第16师团（京都师团）、第6师团（熊本师团）、第18师团（久留米师团）、第114师团（宇都宫师团）等，有着鲜明的日本地方特色，至今未有史料说明这些日军部队中有成建制的台湾籍与韩国籍士兵。还有些日本学者说，南京暴行是刚加入日军部队中的农民士兵干的，这也站不住脚。日军南京大屠杀绝不是少数日军官兵的个别行为，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集体行动。有些中国学者说，南京大屠杀是因为日军官兵长期受到军国主义教育，是这支军队的法西斯本质决定的。还有些中国学者说，南京大屠杀是因为日本当局“速战速决”计划破产以后恼羞成怒进行报复。这当然没错，但却不能解释，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何以日军在占领北平、天津、徐州、武汉、长沙等大、中城市后，未发生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大规模惨案呢？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是因为南京城内缺少粮食，日军才屠杀战俘的，这显然不是理由。姑且不论当时南京城内公、私存粮是否能满足全城人口数月之用，也不论从近在左右的上海、无锡、芜湖等日军占领区调运粮食来南京是多么方便，即便粮食不够供应，日军可以释放战俘，或设立战俘营，而不需急着大开杀戒；更何况日军杀得更多的是平民呢！
笔者认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当局自明治维新以后，在对华侵略扩张中，多年实施的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政策的继续与发展，是这个法西斯政策的最高峰；同时，也是这个政策走向破产与失败的转折点。它既具有浓烈的中世纪军队屠城的野蛮色彩，又具有鲜明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特色。
日本当局多年实施对华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
在近代日本对中国多次的侵略战争中，日本最高当局更一直迷信并全力实施以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为手段，以迫使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畏惧与屈服，达到以战迫和、实际是以战迫降之目的，实现与满足日本对中国的种种权益要求。
早在1894年，日本便凭借其迅速增强的陆、海军力量，对中国发动了处心积虑的甲午侵略战争，打败了腐败的清政府军队，几乎全歼北洋水师。在占领旅顺后大屠杀，扬言从南、北两路夹击中国首都北京。这迫使清政府迅速屈服，与日本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是日本当局对中国推行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的侵略政策所取得的第一次得逞。此后，随着日本国力与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增强，日本对中国侵略政策也一次接一次地升级。
但日本当局的侵华计划与侵略行动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反抗。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中国政府虽在某些地方、某种程度上对日本作了一些让步，但始终拒绝承认伪“满洲国”，拒绝答允“华北特殊化”等，使得日本当局焦躁不安，占主流地位的强硬派主张迅速对华发动战争，以武力胁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
1937年6月9日，担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向日本最高当局建议：“应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最为上策”。1937年6月4日，日本近卫文麿组织内阁。这是一个对华强硬派占主导地位的内阁。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挑起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当局中的强硬派立即要求借机派遣重兵赴中国，一战击败中国军队，迅速迫使中国政府投降。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狂妄地说：“把中国人民打得屈膝投降，在于摧毁他们的战斗意志。”日参谋本部第三课课长武藤章把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当成武力征服中国的幸事与开端，说：“愉快的事情发生了！”“通过一击结束战争。”日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在军部讨论向华北增兵时，说：“船一开到大沽海面，不用登陆，中国就会举手投降。”
日本最高当局由于一直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与军事威胁中取得成功与胜利，因而对自己军事力量有一种近乎狂妄的迷信，认为中国极易屈服。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在这时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看不到中国在“西安事变”后出现的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民族团结与一致对外。他们认为“中国一击就倒了”。日本最高当局希望，也十分自信，甲午战争的场面与结局，在1937年会在中国重演。
日本当局迫使中国政府乞降的美梦化为泡影
但是，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的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政策却一再遭到挫折与失败。中共中央于7月8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并在8月初，派遣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为代表赴南京，与国民党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谈判，共商抗日大计；南京国民政府在8月7日召开最高国防会议，正式确定了“抗战到底，全面抗战”与“采取持久消耗战略”的抗战国策与基本战略方针。中国军队在各个战场上顽强战斗。中国各阶层人民掀起了前所未有、空前高涨的抗日救亡斗争，使日本当局迫使中国政府与中国军民向日本乞降的美梦化为泡影。
首先在华北战场。日方当局调兵遣将，于1937年8月31日组成“华北方面军”，以寺内寿一大将为司令官，向华北各战略要地进攻。其中第5师团（师团长坂垣征四郎中将）、第10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第14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中将）是日本陆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日本当局认为，“板垣、土肥原、矶谷三位师团长一出马，不是就能一举解决事变么？”可是日军很快在保定战役、石家庄战役与南口战役中遭到挫折；在平型关、娘子关等地遭到重大损失。日军既未能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更未能使中国政府屈服求降。
于是，日本最高当局把主要作战方向逐步移向上海方面。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开始。日本政府于8月15日组成“上海派遣军”，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日军第3、第11师团等，协同海军，向中国守军发动猛烈进攻。10月以后，日本当局又增调大量援军前往上海参战。战况之激烈残酷，史所罕见。日本当局认为，攻占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与对外贸易港口上海，就能使中国的“军队和国民丧失战斗意志”。同时，日本当局下令日本海军航空队从8月15日开始对南京进行空袭。日方当局向执行空袭的官兵宣布：“轰击无需直击目标，以使敌人恐怖为着眼点。”日本当局又从10月21日开始，策划了一场让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从外交上诱迫国民政府屈服与向日本求和乞降的阴谋。
然而，日方当局从军事与外交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对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实施“以战迫和”“以战迫降”的殖民政策，迅速遭到了失败。8月14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在中国守军的英勇抗击下，日军在上海伤亡惨重，历时约3个月，付出伤亡6万多人的代价，于11月12日才占领上海。11月5日，当德国大使陶德曼在南京向蒋介石转达了日本政府提出的关于中国必须接受的投降条件时，蒋介石当即“严词拒绝之”。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宣布即日迁都重庆。南京作为中国之首都，虽明知敌强我弱，而且南京地形对防守不利，但国民政府仍决定以部分兵力作短期防守。11月24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颁布首都卫戍部队的战斗序列。表明中国不畏强敌、拒绝乞降、坚持抗战的决心与行动。
日本对华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的破产
南京国民政府拒绝乞降、坚持抗战的强硬态度，使日本最高当局更加恼怒。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为了更快地实现“以战迫降”，只攻占北平、天津、上海，还是不行的；必须攻占南京并实施严酷的“膺惩”——大屠杀，才能迫使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感到害怕，迅速而完全地屈服。正像美国著名人士白修德所分析的那样，日本最高当局“觉得中国首都之攻陷已经剜掉了中国抗战的心脏，觉得蒋（介石）会愿意讲和。”
进攻上海的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就是一个强烈要求攻占南京以征服中国的强硬派代表人物。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松井石根就表示：“迅速拿下南京……这将说服中国公众摒弃蒋介石，把他们的命运托付给日本的领导人。”8月15日，松井石根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后，再次表明以武力攻占南京的决心与打算。“他已经想好了在预定的占领上海后就进兵南京。他在离东京前，要求给上海派遣军五个师团。因为他早就对上海和南京附近的地形作过调查，所以他对进攻南京作了实际的准备。”8月17日，松井石根在被裕仁天皇召见时，陈述了他的军事计划与战略目标：“别无他途，只有拿下南京，打垮蒋介石政权，这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8月19日，松井石根离东京赴上海前线时，向前往车站送行的陆相杉山元再次表露了他这次出征的“雄心”与计划：“无论如何要攻打南京，使国民政府屈服，这是‘膺惩’支那的特殊使命决定的。”
但是，日本军政上层中的一些所谓“慎重派”，主张要考虑到日本的国力与日本面临的国际形势，要适可而止。主张将战事限制在上海地区一带，在苏州、嘉兴附近一线划了一条“制令线”，要求日军不得超越此线，更不得向南京发动攻击。然而，持这种“慎重”主张的人在日本军政界越来越失去影响。前线各部日军迅速突破“制令线”向南京进击。松井石根于11月22日正式向东京参谋本部报告，从军事、政治等方面讲述了攻占南京的重要意义：“为了要解决事变，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具有最大的价值”，为此，“华中方面军”愿“以现有的兵力不惜付出最大牺牲”投入战斗。在前线日军迅速向前推进的胜利形势鼓舞下，日本最高当局也狂热起来。11月20日，日本军事当局在天皇御殿上正式宣告成立大本营。11月28日，日参谋本部向日“华中方面军”下达了“向南京追击”的电令。接着，在12月1日，由裕仁天皇亲自批准，正式下达了攻占南京的书面命令“大陆命第8号”的敕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日本当局将对中国的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政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日“华中方面军”司令部立即行动，向全军正式颁布了进攻南京的作战计划与兵力部署的命令。除以第101师团留守上海一线外，“华中方面军”所辖两个军的全部兵力都投入到进攻南京的战役中去，计有8个师团、2个支队及各辅助部队，共约30多万人，另有海军第11支队协同。12月4日晚，在日空军的配合下，日军各师团向南京外围各阵地发动猛烈的进攻。8日晚，各路日军全线突破中国军队防线，推进至南京城下。中国守军各部退守第二线复廓阵地。
12月9日，松井石根见南京已是指日可下，认为被包围在南京城内、无处可逃的中国守军必将会放弃抵抗、向日军乞降，因此下令各部日军暂停进攻，于该日中午用战机向南京城内空投散发数千份致南京中国守军的《劝降书》。但南京守军轻蔑地不予理睬。松井石根于10日“午后命两军进攻南京城”。下午1时，日军各部同时向南京复廓阵地发动了猛烈进攻。日军火力猛烈，甚至违背国际公法，施放毒气。中国守军以疲惫残破之师，用血肉之躯“与钢铁相争”。南京城内外枪炮声震耳欲聋，杀声惊天动地，双方短兵相接，阵地反复争夺。经过两天多的血战，至12日，日军在多处突破中国守军的阵地，先后占领南京各主要城门。12日下午5时，唐生智召开守军各军、师长会议，宣读了蒋介石关于“可相机撤退”的来电，下达全军撤退的书面命令，指令各部队的突围方向与目标、方案。12月12日下午5时半开始，中国守军放弃阵地，开始突围与撤退。由于日军的火力猛烈，更由于唐生智口授“可渡江撤退”命令的消极作用，10多万中国守军，除第66军、第83军这两支广东部队从正面冲破日军战线、退往皖南，以及第二军团在长江下游乌龙山、黄天荡一带渡过长江北撤外，绝大部分部队都向城北下关江边一带溃退，至江边因无渡江船只，终至被日军包围、俘虏达8—9万人之多。12月13日傍晚，日军完全占领了南京。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实施的武力征服、恐怖威慑政策，不仅包括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击败与歼灭中国的军队，更重要的是，在战场胜利以后，实行疯狂的血腥大屠杀。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指出：“对都市或村庄居民实行屠杀以为报复，这就是日方所谓的‘膺惩’行为。这些行为在中日战争中一直未停过，其中最坏的例证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对南京居民的大屠杀。”
1937年12月8日，松井石根在给南京军民的《劝降书》中，赤裸裸地进行烧杀抢掠的恐怖威慑：“日本军对负隅顽抗的人将格杀勿论，……贵军如果继续抵抗的话，南京将无法免于战火，千年的文化精髓将会毁于一旦，十年的苦心经营将也化为乌有。”但南京军民不予理睬，使日军伤亡惨重。日本当局恼羞成怒，乃周密策划与实施对南京军民进行“膺惩”的大屠杀。据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记载，在日军攻入南京的第二天，他曾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福田会晤。福田告诉他们：“日本军人为这个城市设想了一个‘悲惨的命运’”。在日方当局既定的“膺惩”方针与恐怖威慑政策指导下，进入南京的日军官兵立即对放下武器的战俘与手无寸铁的民众进行疯狂的大屠杀，伴之以对南京妇女的奸淫，对南京房屋财产、工商企业、文教胜迹疯狂的抢掠与焚烧，形成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暴行。
对日本当局指挥与组织日军在南京进行连续多日的血腥大屠杀，以实施其对中国的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中国人民与国际舆论有了日益深刻的认识。例如当时在南京的西方侨民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意见”，认为这是“日本军最高当局所采取的恐怖政策的反映”。金陵大学的美籍教授贝德士在1937年12月27日致日本驻南京使馆官员的信中，指出，日军在侵占南京后所实施的政策，是一种“军事恐怖主义（army terrorism）”
但出乎日本当局的预料，日军对南京的武力侵占与疯狂大屠杀，并没能使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害怕与屈服。在12月13日南京失陷的当天，中国政府发出通电，庄严宣布：“国军退出南京，绝不致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则之国策，其唯一意义，实只有更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决心。”在南京失守后，中国军民继续以简陋的武器与自己的血肉之躯坚持长期抗战。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指出：“虽然占领了南京，并没有取得挫伤中国抗日斗志的效果。在占领南京时，日军掀起了大规模屠杀事件。日军的这种暴行，更加坚定了中国民众的抗日斗志。”
历史证明，日军攻占南京与南京大屠杀，既是日本最高当局对华推行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的最高峰，也是这政策走向失败的开始。
（作者经盛鸿，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