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历史上最诡异的事件——皇姑屯的疑云
1928年6月4日，东北军阀张作霖从关内返回奉天，途经皇姑屯时座车遭预设炸药的袭击，张作霖身亡。可以说，正是皇姑屯事件，以及诸多从此衍生出来问题，最终导致了日本的侵华战争(从1931年到1945年，即日本史料中的“十五年战争”)。
皇姑屯事件，可以说中日历史上最为吊诡的事件。其脉络痕迹，至今语焉不详，不仅是在中国，在日本史学界曾经全面检讨侵华战争中陆军所为的背景下，似乎依然如此。这才是最令人诡异的问题。
所谓皇姑屯事件之诡异，不是在于事件的过程。皇姑屯事件的过程，中日史学界难得非常一致的指认，策划人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直接埋设的炸药的是独立守备队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这是除了眼下某些无聊的“良历青”，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吧。而且即便当时，日本政界也立即辨认清楚皇姑屯事件中关东军的痕迹，唯一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在事件发生后立即表示“这太可疑了，虽然不能对外界讲，元凶一定是陆军那帮家伙”(《原田日记》第一卷第三页)，而时任首相的田中义一也立即明白是关东军所为，派宪兵司令官峰负责调查此案，并在12月24日上奏天皇，保证“严肃处理”。也就是说，即便是1928年的当时，即便是在日本，刺杀张作霖是日本军人，具体说是关东军军人所为都没有疑问，那么为什么皇姑屯事件会成为中日历史上最语焉不详，最为吊诡的事件呢?
今天，我们说到皇姑屯事件，往往会说，这是因为“北洋军阀也爱国，不愿意受日本操控。日本鬼子狗急跳墙，刺杀了张作霖”。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下文再叙，倒是日方史学界的解释更为搞笑：关东军本来就没有指望过张作霖，倒是对他的儿子张学良有所期待(马场伸也《走向满洲事变的道路》)-----言下之意，就是河本大作认为，杀了张作霖，张学良就会成为关东军的好傀儡。难道从甲午战争以来已经三十多年，日本人居然不知道在中国“不孝”是大罪，“杀父之仇”不报是为世人所耻笑的吗?河本大作有这种想法，或者说他纯粹就是一个政治白痴，还是别有隐情呢?
众所周知，1928年国民政府正在北伐，节节顺利;张作霖败退平津，而日本方面则要求张作霖退守奉天，“调解南北争议”，而当时日本执政的田中义一及其侧近铃木贞一，森恪(后二人为史学界认为《田中奏折》的真正作者)正鼓吹“满蒙非中国”，通过“调停南北军”，打算实施将满洲领土和中国隔离开，通过军阀的傀儡统治而实现将满洲成为日本势力范围的方针。就在这时，发生了皇姑屯事件，从而导致半年后东北易帜(12月29日)，中国民国统一，田中内阁的外交政策全面破产，而田中义一因无法处置军方“独走”而遭到日本天皇训斥下台(当年日本裕仁天皇不是战后某些人描述的不管事的“傀儡”)，不久去世(1929年9月)。也就是说，皇姑屯事件，彻底破坏了日本政界的政策，不仅造成东北军的困难，对于国民政府当时也并非有利事件(这点后面详述)。日方居然导致自己的敌人联合起来，简直就是一件极其无聊的猪头事件。
最近研究日本右翼的发展史。了解到了一些颇为惊人的事情，或许能说清楚皇姑屯事件为何发生，为何在这个事件，这个节骨眼上发生这样奇怪的事件呢?
日本历史学家崛幸雄，为了描述在《日本战前国家主义运动史》一书“满洲事变”节下，列出这么一张年表。我抄录于下：
1926-4-21 张作霖和吴佩孚组织联合政府(张作霖进入北京)
1926-7-9 蒋介石开始北伐
1927-2-17 币原外相在贵族院阐述不干涉中国内政原则(giga子按：日方的此时“中国”概念，一般不包括东北即“满洲”)
1927-3-24 南京事件
1927-4-20 田中义一内阁成立
1927-5-24 (日本)内阁决定第一次出兵山东
1927-6-1 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军政府，出任安国军大元帅
1927-6-27 东方会议开始举行(giga按：日本外务省和军部高官开会，商讨《对华政策要纲》，要点就是确立“日本在东三省的特殊地位”)
1927-8-13 蒋介石宣布下野
1927-10-15 山本条太郎(满铁社长)和张作霖签订密约
1928-1-1 蒋介石复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8-2-20 日本第一次普选，民政党大胜
1928-4-9 (国民政府)宣布北伐
1928-4-19 (日本)内阁宣布第二次出兵山东
1928-5-3 济南事件
1928-5-18 日本宣布维护满洲治安。日本公使谦泽芳吉“建议”(本引号为giga加)张作霖返回东三省
1928-6-4 张作霖返回奉天，在皇姑屯被炸身亡
1928-7-7 国民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通告废除日中通商条约
上述年表大致可以反映出当时中日双方政局的变化，当然，崛的年表中并未加入“青山会议”(可能在他看来，此次会议和他所要描述的满洲事变和日本右翼国家主义运动关系不大之故吧)。
如果加入如下条目，
1927-11-5 蒋介石和田中义一在青山会晤，根据现存史料分析双方可能存在“箱根密约”
如此一来，当时中日双方在北伐问题上的博弈，giga子大致归纳如下：
蒋介石第一次北伐受阻于南京事件，清党问题(4.12)和日本政府出兵山东(也就是说不准北伐军继续北伐)。1927年8月下野后蒋介石东渡日本，和刚刚担任日本首相的军界要人田中义一等协商，达成日方不干扰国民政府北伐，国民政府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权(即不出兵东北)的“箱根密约”。这点是和田中等人的“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匹配。
而日本方面田中义一成为日本首相，通过“东方会议”形势首次将日本在东北之特权正式提出。并通过第一次出兵山东阻止国民政府北伐，从而迫使蒋介石以日本在东北的特权来换取日本对于国民政府北伐的“默许”。应当说从日方看来，是一次成功的外交。
而且，田中内阁，除了第二次出兵山东(严格说第二次出兵山东不是为了阻止北伐，而是为了阻止有“过激”倾向的国民军占据山东，从而确保山东将由和田中有协议的国民革命军占领)，的确严守了田中-蒋介石约定。当北伐军和奉军在关内(平津)激战期间，日本借口“调停南北”，一再要求张作霖撤兵东北，5月18日，日方提出《关于维护满洲治安措施案》，即中国军队进入东北的将一律解除武装以“维护治安”，借口是“战乱扩大至京津地区，将祸乱满洲。为了维护满洲治安，帝国政府将不得不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甚至一度准备出兵锦州，但是被外务省和参谋总长铃木庄六阻止。
以此，可以看出田中内阁对于北伐后期张作霖的处置是“强迫其退往奉天，脱离和国民革命军的接触(当时平津地区由东北军控制，山东一度是东北军附庸直鲁联军的地盘)”，这和田中义一“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的政策以及青山会议--箱根密约的外交政策是一脉相承。其特点就是将“中国”(国民政府)和“满洲”(张作霖政府)从政治上强行分开。而1928年6月初，张作霖无法抵御来自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的压力，顺从其老友田中义一(田中义一和张作霖的关系非常深)的要求退出华北而返回奉天，田中-蒋介石的约定似乎就要实现时，事情突然向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展了。
张作霖返回奉天，北伐军打到平津地区，田中义一分隔中华为“中国”，“满洲”的计划就要成功之际，忽然被人插了一杠子。这是谁干的呢?为什么这么做?又造成了什么后果?
那个无端生出是非的混小子，大家都知道，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
说到关东军，大家都知道那是日本著名的精锐部队，其实当时关东军不过指日本屯驻满铁的护卫部队，人数不多，据说大约也就一万多人吧。至于说到“高级参谋”是什么，看过《军国幕僚》一书的学友都知道，日军的指挥系统中，实际上指挥军队的，就是这些军衔不高“高级参谋”。
上文说到，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要求“出兵锦州”而被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和外务省制止一事。即可以看出其中背后即有河本的策划影子。前文已经说明，田中义一之所以要求张作霖退回奉天，是为了履行“青山会议-箱馆密约”精神，即将国民政府和张作霖分隔的企图。所谓“张作霖如果不及时退回奉天，以后想回来也回不来了”云云，其实是对张作霖的讹诈，以便张接受田中内阁的要求放弃东北军在关内的地盘。而关东军一旦真的成兵锦州，十多万关内奉军无法出关，岂不是真的要逼着张作霖下不来台吗?
张作霖的后台，其实也就是田中义一。1928年之际，中华大地正在展开北伐，而田中义一事实上和交战的南北两军都存在“特殊利益”，可以说外交策划是出人意料的成功。可是关东军居然有人故意拆田中的台，这点实在诡异的很。
其实一点也不诡异。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田中义一曾经在12月24日上奏“严肃处理”(即处置搅事的关东军军官)，接着1929年1月25日第56次议会上，民政党议员中野正刚提出追究“满洲某事件”(这是日本官方对于“皇姑屯事件”的说法)。遭到日本军部的反击，田中无法压制陆军的敌意，只能对于处置含糊了事(河本大作“停职”，斋藤桓参谋长和水町竹三少将“反省”，村冈长太郎司令官“待命”，处分令于1929年7月1日下达)，处分的理由是“警备的疏忽”，完全否认了关东军涉及“某事件”的事实。1929年6月26日田中义一向天皇上奏“是南方军队所为”，裕仁“首相所述不是前后不一致吗?”(事实上，根据《昭和天皇独白录》，当天他甚至直接说出“你就提出辞呈吧”)。处分令下达的次日(1929年7月2日)，田中内阁总辞职，田中义一随即垮台。
可以看出，这个事件中，故意给田中义一，有蓄意制造事端破坏田中策划的河本大作，有军部中为河本叫好，支持河本而故意给田中出难题的将官们，甚至，不得不说。关于此事，裕仁天皇也不是他自己回忆录中写的那么“清白”!
皇姑屯事件后支持河本的日本军官名单：
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山冈重厚、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山下奉文等人，采取坚决维护河本的方针，反对以军法或司法程序处置河本。同时也得到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及陆军上层人物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等参谋本部首脑的支持，形成陆军全体结成维护河本的阵势。
熟悉昭和军阀史的，应当一下子就认出来这些人是谁了吧。第一批，永田铁山，冈村宁次等人，就是二战期间执掌日本军政的著名的“统治派”成员，而山下奉文，荒木贞夫，则是以搞出“二二六事件”闻名的日本“皇道派”军人，日本陆军被称为“皇军”就是这些家伙搞出来的花样。
田中之垮台，是由于日本陆军派阀斗争的结果。日本倒幕运动，西南诸藩中出力最重的是萨长二藩，日后由于“征韩论”中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垮台，陆军中长州藩的势力极度膨胀，出现了山县有朋这样执日本军政牛耳之人物。
日本早期政府，有一种笼统的说法即是“伊山时代”(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轮流执政)--“桂圆时代”(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轮流执政)。其中山县有朋就是长州阀的鼻祖，桂太郎就是山县有朋的大弟子。一度间，陆军非长州阀难以出头，成为一种常识。当然长州阀，尤其是山县有朋那种跋扈的行为，也令他人所侧目----其中对山县最讨厌的，莫过于日后成为天皇的裕仁了。
日本陆军军官酝酿倒长，由来已久，其中最出名的大概算是“陆军三羽乌”，日本陆军少壮军官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在欧洲“观战”，大正十年(1921年)三人在德国的巴登巴登聚首商讨陆军改革问题，根据冈村宁次的问题，他们主要讨论的议题就是“长州阀垄断陆军人事的制度必须打破;打破日军陆军独立实施统帅权的局面”
此三人回国后，组织同志，于1927年建立“二叶会”(二叶是位于东京涩谷的一家法国料理店)：成员为陆军士官15期至17期的毕业生：河本大作，山冈重厚(以上陆士15期);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以上陆士十六期);东条英机，渡久雄，松村正员(陆士十七期)(上述资料引自《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同时并且出现“樱会”，“一夕会”这样的组织。其矛头均指向当时在陆军有巨大势力的长州阀。
以此，可以说，日本陆军少壮派军官，对于当时身为长州阀的首领，成功进行外交策划而确保“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是不满意的，与其说是对张作霖不满，倒不如说就是对张作霖的后台是田中义一这点不满。所以，由倒长州阀的积极分子发动刺杀张作霖的行动，即可以破快东北“受日本保护的局面”以便实施全面占领，更可以破坏田中义一的威信，对于长州进行最致命的打击(田中死后，长州阀主要人物只有一个不被人看好的寺内寿一，而当时长州旁系的主要人物宇垣一成，实际上是统制派的真正创始人)。
那么，关于东北(满洲)问题，长州阀和陆军少壮军官的矛盾究竟在哪里呢?撇开公认是言必称“我是帝国主义者”的森恪和铃木贞一伪造的《田中奏折》不谈。即从皇姑屯事件的前的博弈就能看出，长州阀虽然是军阀，但是秉承当年倒幕之藩阀思维的后果，其主旨是“确保日本的特殊利益”，所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击败清军主力打算攻打山海关，被藩阀出身的伊藤博文所制止。因为从善于搞“间接统治”的藩阀而言，这种开销不大的“委托管理”远比直接占领来的便宜。甲午战争，日本的收益达到两亿多两银子，要是灭了满清帝国，谁帮它去履行“马关条约”的割地赔款条约呢?同样，在藩阀统治时期，日本利用中国代理人，在东北只保留了一支一万多人的部队，在华北只保留了一支4千人的部队即维护了日本“在华特别利益”。而到了统制派军人执政，其在东北居然使用了60万军队，华北诸军也达到数十万之谱!可以说，从维护日本利益的角度看，不能说田中同时拉拢蒋介石和张作霖进行“间接施压”的做法是一种软弱的行为。
而统治派通过皇姑屯事件清算了长州阀，通过“国体明证论”驱逐了政府内左翼民主势力，通过“二二六”清除军部内部极端右翼势力。即走上全面侵华扩大战争的道理。石原莞尔发动“满洲事变”(918事变)是为了“关东军直接领有满洲”为其《世界最终战争论》服务。可以这么说，在田中内阁时代“日本在满洲特殊权益”的思维下是难以实施的。而到了918事件之后，占领东北使得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欢愉雀跃，最后却导致日本走向二战覆灭的道路。
应当说，皇姑屯事件，敲响了日本最后藩阀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稳步发展图强的丧钟。田中义一，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无论是从私德还是其施政讲，都不可能有什么好评。但是皇姑屯事件后田中的垮台，对于中华而言即意味着日本不断的正面侵华行为即将开始，对于日本而言，原子弹的第一根导火索，事实上就是独立工兵联队的东宫铁男大尉亲手埋下的。也许对于此人而言，这是他唯一“名垂青史”的机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