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历史上四次灭佛运动的原因
在中国最流行的两个宗教就是佛教和道教了，道教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而佛教则是东汉时期从古代印度（天竺）传入中国的，起初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到了战乱不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众生平等”等学说给了战乱时期命如草芥的普通大众以精神信仰，因而得到迅速传播，佛教突然就火了，僧人和寺庙随处可见，仅洛阳城内的寺庙就超过1300座，杜牧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隋唐时期甚至一度冲击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传统神话体系已经将神佛平等对待了。
佛教教人向善，其旨在导人向善，讲究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命，认为杀生不仅是一件不人道的事情，更是神所不允许的事，人应该积德行善才能早登西方极乐世界。按理说应该受到古代皇帝的欢迎才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不仅有曲折，而且劫难甚多。在中国历史上却发生过4次“灭佛运动”，佛教遭受了毁灭性打击，道教毫发无损，这是在怎么回事呢？
中国历史上爆发了四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历史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三武灭佛”，指的就是三个开战剿灭佛教的皇帝，他们分别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三位“武帝”灭佛，故称为“三武灭佛”，除此之外五代十国时期的周世宗柴荣也进行了一次灭佛运动。由于其中三位帝王的谥号或者庙号都带有武字，所以史上称之为“三武一宗灭佛”。在北魏太武帝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4年)”的四次灭佛运动，即称为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三武”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是后周的世宗柴荣。
史上四次灭佛运动起因 什么总和佛过不去
第一次:北魏太武帝灭佛
第二次:北周武帝灭佛
第三次:唐武宗灭佛
第四次:后周世宗灭佛
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北魏第三位皇帝，能文能武。
北周武帝——宇文邕，北周第三位皇帝，是个改革派的实干家。
唐武宗——李炎，唐朝第十五位皇帝，一生立志中兴大唐，主要心思都放在了削弱藩镇。
后周世宗——柴荣，后周第二位皇帝，一个爱学习的商人，继位之后，展现出优秀的治国能力。
四代帝王灭佛个人原因
北魏太武帝:本为胡人，统一汉地首推儒术，尊儒抑佛。
北周武帝:为接近汉文化，崇尚道教，打击佛教。
唐武宗:佛教僧徒人数众多，于统治不利，甚至有僧人参政。
后周世宗:一句“佛可以舍身救人，莫不可舍铜像救天下？“道出了自己的商人本质。
谈到灭佛，首先得有人尊佛，大家都不尊佛，哪来的佛可灭。佛教以帮助世人脱离苦海为己任，在佛教徒眼里，世间所有相皆为虚妄，哪有灭它的理由。只有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才一定要对其进行抑制，那么什么时候才是实在不行了呢？那就是佛教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国家经济，说白了，历史上四次灭佛的起因都是——钱！
北魏至隋唐以来，佛教的发展给经济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大。
1、佛教侵占大量土地，影响国家土地政策的实施，北魏高峰期境内大小寺庙3万多座。
2、严重影响税收，僧尼不仅不纳赋税，而且不参与劳役，北魏最多时有僧尼200多万。
3、影响征兵，北周曾一次强迫300多万僧众还俗，其中很多人加入了军队。
4、综合以上三点，总体来说就是佛教很“费钱”。
没人和佛过不去，要说有，那只有钱和佛有时势不两立。
有些朋友可能又要问了，印度比我们还穷，佛教为什么那么兴盛？
这是佛教文化在两个国度的不同反映，佛教兴起于印度，平移至中国，由于不同人理解不同，散播的途径也不同，分化出了很多宗派。
有: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三论宗、密宗、禅宗、律宗。
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渐渐地，一些宗派与“能否远离颠倒梦想“背道而驰，追求精神极乐境界不再是第一位的，以至于唐代末期，很多人直接办一个僧人户籍，不缴税、也不服劳役。
那不就是传说中的“老赖”吗？
显然，历代帝王都没有精力细分出老赖，然后干掉，均采取了要灭团灭、要留全留的“一刀切“政策。
所以说时至今日，没有哪位领导人去针对佛教进行大的改革，不但不抑制，反而鼓励。
希望“钱“和“佛“过不去的日子永远不要再来，有点信仰没啥不好的，只是不要“盲信“，由信“”佛教的万法皆空“变成了信佛教的“物“。
那不就是大傻子吗？
难道不是吗？
在我们身边已经太多了，佛是不会保佑谁的，唯一对人有所帮助的是改善心态，别最后整的剪不断，理还乱。
每日急切的的患得患失，活得越来越累，那可不是佛的本意啊！
这一定不是偶然事件，那么佛教到底做了什么事，成为人人喊打的老鼠？他们为什么要灭佛，怎么开展灭佛运动的？
据史书记载“三武一宗之厄”这四次灭佛的主要原因，各帝王动机不一，情况各不相同，但如出一辙。无非是政治原因；思想文化领域的冲突；僧团道风方面的缺陷；僧俗之间的经济利益的矛盾方面等问题。宋代宗颐禅师为此做过检讨：“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回家塔寺空，应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检守真风。”古德云：“要想佛法兴，只有僧赞僧。”又《百丈清规》云：“道场以无事为兴旺”；佛陀曾经说过，我佛法非外道天魔能破，而僧人不守戒律，破坏僧团，不守清规，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
东晋名僧道安大师说：“不依国主，法事难立”；太虚大师提倡的“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的人生佛教理念……也都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四次废佛以后，在中国还保留着兴旺的佛教宗派——禅宗。禅宗历史上著名的百丈怀海禅师，制定了一套《百丈清规》。除僧人立守戒律外，还提倡“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理念，这和当时社会背景相契应，故禅宗在灭佛中影响不大。也是契合当时社会因缘的。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而面对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佛教如何与社会相适应，共建和谐呢？如何做到道场兴旺，海众安和呢？如何发挥佛教在新形势下的积极作用呢？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是决定万物之本，只有固本求原，万物才能滋长，海众方能受福。所谓固本即是僧伽队伍的素质建设，是否符合适应当今社会的需要和要求，有没有起到引领社会、人心、和谐、净化的作用！寺院本是选佛场，是否有发挥其应有功能和作用，还是作为一种“文物”或“神庙”来供奉？尤其从四次灭佛中看出经济是灭佛的共因，当今社会经济繁荣，寺院香火、弘法亦“水涨船高”。但规范、如法、利用、管理好……，为社会和谐、佛教发展，不得不“三省”吾身。终归究底，保持佛教僧团的清净庄严是关键，发挥佛教社会价值是维护佛教兴盛的根本。
在前两“武”之法难中，确实与儒学有涉，但这种关涉主要表现为政治，而不是宗教。五胡乱华之后，胡人内迁中原，鉴于当时汉人将鲜卑族视为“胡”或“戎”，而魏太武帝欲一统天下，所以要推崇汉人的儒学和道教来标榜自己。他称佛教为“胡神”、“胡经”，以明自己非“胡”。其灭佛诏令中说由于“鬼道炽盛”，致使“政教不行，礼义大坏”；“王法废而不行”，而他自己“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
北周武帝的排佛与魏太武帝的灭佛有相似之处。从历史看，周武帝也表示自己不在五胡之列，故无心敬佛。为了表现与汉文化的认同，他不但崇儒，本来也是偏袒道教的。这些皆表明对汉文化和儒学认识的深刻。北周武帝灭佛，这也是和当时北周武帝后来推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北魏末年，社会动荡。公元 515 年爆发过冀州沙门法庆聚众造反之事，其众多达 5 万以上，法庆自称“大乘”，鼓吹“新佛出世”，所至即毁寺、杀僧、焚经、烧像，故此对当时的僧俗地主统治阶级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北魏镇压了“大乘起义”后不久，在公元523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六镇起义”，接着各处纷纷出现反魏起事，群雄并出。当时北方地区的僧、道阶层过于庞大。根据《魏书》称，正光（公元520－525年）以后，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此外，其时社会政治动乱的加剧，亦令普通百姓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以致全国的佛寺竟有3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200万之巨，这在当时北中国的人口比例上，达到了极高的程度，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6分之1。士这促使封建国家政权采取极端手段，以扩大经济来源来充实国力。
唐武宗灭佛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在其次道、佛之争但与儒家无关。
而五代周世宗灭佛则主要是经济原因促成的。周世宗即位后，继承后周建立者郭威的改革政策，在劫后余灰、民生凋弊的情况下，欲一统天下，采取了均定赋税，发展生产等措施增加财政收入。是时中国乏钱，他想到毁铜像铸钱的方法。周世宗谈到其灭佛的理由时说：“吾闻佛说以身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既然佛可以舍身救人急难，为什么不舍铜像救天下呢？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强词夺理，但可以看出其主要原因在经济，而不是其他。事实上，周世宗也未敕禁绝佛教。
反佛怎么反呢？总不能说你佛教不好，教人变坏，然而你和官府争夺劳动力，你让国家降低了税收，无人种田，无人打仗了吧！所以你的从根本上反驳佛教，说他的教义存在问题，这样的话他就是邪教了！
如反佛斗士范缜，他就是从教义上反驳佛教，提出了《无神论》。他说，人的精神和形体是统一的，没有肉体就没有精神，就像刀刃和锋利的关系，两者缺一不可。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佛教说的什么六道轮回。当时齐国的竟陵王萧子良和范镇辩论说，你不相信六道轮回、三世因果，那为什么我生下来是王爷，你生下来是老百姓？这不就是前世注定的吗？因为我前世积德，所以这辈子当王爷，你肯定上辈子不是好人，所以你只能当老百姓！范缜当时一指屋外的一颗犁树说，你看那颗树，你看那花，一阵风过来，花都落了，有的花飘进了主人的卧室，主人拿起来放进了水里让它继续绽放清香，这就是王爷你。有的花飘进了厕所，没人管没人问，最后干枯，这就是范缜我。哪朵花进卧室，哪朵花进厕所，这难道也是前世注定的吗？不是吧，这其实纯属巧合，风从这边来就进卧室，风从另一边来就进厕所，根本就不是什么前世注定。竟陵王气的不行，但是又无力反驳，只能干瞪眼。
北魏太武帝灭佛
首次法难是在北魏，北魏统治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道武帝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屯田、发展农业、注意改善民族关系等，对佛教也较为宽松，故使佛教在较短的五六十年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好景不长，后因太武帝拓跋焘听信了道教的片面言词，说佛教是外来宗教，不可信之，不如本土道教好而真，再加上其它多种因素，他就断然放弃了对佛教的支持而转向道教，将年号也改为“太平真君”，并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3月，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太延四年（公元438年），拓跋焘一纸诏书“罢沙门（佛教术语，佛教派别的统称）年五十以下”，强迫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中人一律还俗服兵役，这是他灭佛行动的开始。其运动之惨烈，着实令人可怕，逢寺庙就烧，见僧人不是被残杀，就是赶出庙门，强行还俗。当然，五台山寺庙也难逃此劫，同样被焚烧殆尽。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法难。
后来，太武帝听取三朝元老崔浩的建议，改信寇谦之创立的天师道教，开始彻底排斥佛教。也是倒霉，长安的一所寺庙后来牵连到盖吴起义之中，太武帝大怒，加上崔浩的推波助澜，正式开启了大规模的灭佛行动：长安几乎所有的沙门中人被诛杀，北魏全国的经文、佛像和寺庙被焚毁。
太武帝的灭法，从表面上看，已完全被禁绝，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公民的个人信仰问题，仅靠暴力行动或是简单的行政命令手段去打击是根本不可能如愿以偿的，往往是事与愿违。请看：时隔不到六年，文成帝继位后的第三年，就将太武帝的灭法措施全部废除，同时，推行了复兴和发展佛教的举措。他首先在北魏的都城平阳(今大同)附近，大规模地开凿石窟，接着在五台山被烧毁寺庙的废墟上大兴土木，如对五台山的大孚灵鹫寺（今显通寺)首先动工新建，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即位后，对灵鹫寺又进行了扩建，在该寺周围又新建了善经院、真容院等十二个院。他不仅在台内大修寺庙，而且在台外，也新建了不少寺庙，如佛光寺、嵌岩寺等。故而佛教发展之快、规模之大、僧人之多和寺庙经济的急剧增加，实令世人惊叹。据史料记载，到北齐时，仅五台山寺庙就增到近二百余处，到了隋朝隋文帝又下诏在五个台顶各建一寺，使佛教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高峰。
周武帝灭佛
历史上有四位皇帝下旨灭佛，周武帝宇文邕就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个。南北朝时期，佛教过于兴盛。
第二次法难，是在周武帝建德三年。周武帝宇文邕出身于官宦世家，是北周第三位皇帝，父亲宇文泰是西魏的丞相，掌控着朝廷大权，在如此显赫的家庭背景下，12岁就被西魏皇帝封为辅城郡公。哥哥建立北周之后，宇文邕更加受到器重，先后提拔为大将军、上柱国、大司空。原本宇文邕没想过要做皇帝，尽管堂哥宇文护手握大权，周明帝只是个傀儡，但宇文护觉得周明帝不好控制，就派人将他毒死，把年仅十七岁的宇文邕立为新皇帝。宇文护皇帝屠夫抢帝位给别人 想过谋权篡位吗？ 他本人也在宇文护手里当了12年的傀儡，经过韬光养晦，宇文邕最终诛灭了嚣张跋扈的宇文护，开始执掌国家大权。宇文邕是一位励精图治、负有远见的皇帝，平时身著布袍，夜寝布被，无金宝饰物。他性格果决，能断大事，有统一天下的雄心。
此后不久，周武帝就进行了改革，北周国力逐步提升，逐渐有了与北齐一决高低的资本，就开始准备出兵征伐。既然是要打仗，就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军饷和粮草，二是兵员的补充。面对兴盛的佛教，他认为：人民信佛，供养出家人会不专心於生产；出家人没有财产，不从事物质生产不用交税，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由于当时佛教盛行，许多人都出家做了和尚，寺庙占据了大量的土地，而且不需要向朝廷交税，也不用当兵。此外佛教还削弱了国家的劳动力资源，在佛教鼎盛时期因为待遇好，不少青年人都出家做了和尚，没有人参军、种地，这极大的影响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经济发展。上面说到了佛教存在种种弊端，这也是让统治者痛下决定“灭佛”的重要原因。很多时候佛教的寺庙都有免除赋税的特权，佛教控制了很多土地和宅院还不用缴纳赋税，自然让不少财政捉襟见肘的皇帝不满。
如以此来，就导致朝廷是赋税收入减少，士兵数量不足，加上很多百姓的田地都被寺庙占据，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周武帝就决定灭佛，把文武大臣召来商议此事，并提出“以儒为先，道次之，佛教最后”的思想。当时不少信佛的大臣，纷纷劝说皇帝不要这么做，甚至有人说：“皇上啊，若是得罪了佛祖，您以后是要下地狱的。”
当时的寺庙修建的都很华丽，所有拆了可惜，那就卖了，卖给有钱人，或直接赏给官员当住所。佛像也给融了，因为当时的佛像大部分是用铜铸的，融了以后直接就可以再铸成铜钱。所以灭佛运动开展的是轰轰烈烈，当时觉得灭佛的好处很多，如，民役稍稀，租调年增，兵师日盛等好处。
周武帝非但没有害怕，反而怒喊出14个字：“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以此表示灭佛的决心。听完皇帝的话，大臣们吓得哑口无言，不敢多说一个字。建德三年（574）五月，北周武帝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下令“初断佛、道二教，经象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同时，还下令“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周武帝说干就干，宣布废佛，令僧尼还俗，并允许辩论。在这次运动中，灭法只毁像破塔烧经，佛像全都被毁，寺庙被收为国有，不杀僧人，寺僧均被勒令还俗。在很短的时间内，拆除了四万多座寺庙，三百万僧人还俗，其中一部分作为兵员被送入军营。废除寺院，使大量土地回到国家手中，同时从精神上也打破了人们对于佛寺万能的幻觉。僧尼还俗给社会增加了劳动力和军队士兵来源。
经过此次灭佛行动，北周的国力进一步增强，周武帝亲率大军出征北齐，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把北齐给灭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进攻北齐的时候，周武帝下了这样一道军令：“禁止践踏庄稼，犯者皆斩。”另外，周武帝生活上极为简朴，不建造奢华的宫殿，而且关心民间疾苦，是南北朝时期难得的明君，却只活了36岁，否则会有更大的作为，他的那句“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至今让人钦佩不已！这次灭佛在全国大一统、走向封建制度巅峰的前夕。
齐亡后，北周统一了北方大部；周武帝(公元578年)死后，子继位，杨坚辅政，又宣布恢复奉行佛教。次年(公元581年)逼帝禅位，杨坚自立为帝，建立隋朝。
唐武宗灭佛
第三次法难，盛唐时期，佛教发展很快，寺庙由政府赐田，并给以免税、免役等特权，从而使佛教的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高峰，如五台山的寺庙就猛增到近三百六十余座，僧尼人数最多时近万人，这时的五台山就已成为我国最著名的名山之一，也是名符其实的佛教圣地。
尤其武则天执政时期，更是佛教的黄金年代，佛教居其它宗教之上，此时，社会上几乎形成了崇佛学佛热，社会人士大多数信佛，甚至有的弃官出家当了和尚。寺庙经济也急剧增加，据史料记载，寺院和地主财富，几乎占天下财富的十之七八。
面对寺院经济和地方势力的恶性膨胀，致使国家财政吃紧，正当唐武帝束手无策之际，反佛代表人物唐奕站出来，用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揭露和批判佛教宣扬的唯心史观，并一针见血地说：人的“生死寿天”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他还把魏晋以来的反佛代表人物编为“高识传”作为反佛斗争的武器。
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是唐朝的第十五任皇帝）登基。此时，佛教势力的影响十分强大，全国大中型寺院将近5000座，小型庙宇更是多达40000余座，僧尼近30万人，寺院奴隶达15万人。全国寺院占有良田数十万亩，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庄园，寺院内部的经济大权掌握在住持手中。僧尼们极少耕种，而是靠农民耕种寺院土地以收取地租和发放高利贷作为经济来源，这种做法使寺院经济得以迅速膨胀起来，以至达到了“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的程度。在朝廷内部，有30多名僧人被封官重用，其中不乏有司徒、司空、国公等一类的显官贵爵，有的甚至被封为将军而参与军机事务，涉及国家军事机密：至于那些虽无官爵但与权贵交往密切因而气焰嚣张的僧人，更是屡见不鲜。
由于僧侣队伍日渐形成的政治势力，冲击了正常的国家政治秩序。加之大量青壮年为了逃避赋税徭役，纷纷投奔佛寺，使国家兵源日趋紧张，财税收入日益减少。对此，朝中大臣们十分憎恶，刚刚登基的唐武宗也感到担忧偏好道术的唐武宗登基后不久，即召请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大殿修金箓。第二年6月庆阳节，武宗又设斋请僧人、道士讲法，结果两名道士被赐紫，释门大德却什么也没得到。这本来只是桩不起眼的小事，然而一个明确的信号已经发出了：新皇上不喜欢佛法。在中国传法的天竺国僧人闻此极为不满，未经同意便擅闯内宫，面见武宗请求回归本国。见他骄狂的模样和举动，武宗大怒，当即诏令将天竺僧人收禁5日，不放其归国。天竺僧人的狂放傲慢，在武宗心中埋下了最终灭佛的种子。
唐武宗本来对佛教就很厌恶，这样下来，就更助长了他灭佛的决心。在位期间，对内打击藩镇势力，对外击败回鹘，加强了中央集权，造就了“会昌中兴”。他本人崇信道教，深恶佛教，又因，财政紧缺，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宰相李德裕的支持下，很快，一个接一个对僧人们发难的诏令由皇帝签署、发布，一桩接一桩的灾难降临到佛教徒的头上：从会昌二年（842年）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公元843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仅因为谣传有藩镇的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被京兆府在长安城中打杀而死的裹头僧就有300余人；接着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四月，下令清查全国寺院及僧侣人数，八月又令限期拆毁全国寺庙4600座和私立僧居四万多所，如五台山仅留下一个偏僻小庙南禅寺，命令僧尼全部还俗回家，使佛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这就是佛教徒称之为的“会昌法难”。但由于当时地方上藩镇割据，唐中央命令因而不能完全贯彻，例如如河北三镇就没有执行；有的地方执行命令不力，各地毁佛规模不一。
周世宗灭佛
第四次法难，是“五代十国”末期的公元954年，五代十国中后周的第二位皇帝后周世宗继位后，他吸取了历史上前三次的灭佛经验教训，在经济、政治及军事方面进行了整顿、改革后，对灭佛没有采用暴力手段，而是通过行使政府职能。公元 955年，后周世宗柴荣下诏：恶僧尼耗硕天下，非敕额者悉废之。上都、东都两街各二寺，每留僧30人，天下节度使、观察使治所，及同州、华州、商州、汝州各留一寺，列三等，上留僧20人，中留10人，下留5人。余僧、尼、大秦穆护、妖僧皆勒归俗。寺非留者，令立毁撤，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茸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还俗僧尼261000人，收寺院奴婢15万人。同样，这次灭佛也是发生在国家统一，经济迅速发展的前夕。废除全国寺院30360所，僧居两万多处，迫使僧尼还俗回家，自谋出路，并令将寺庙铜佛全部熔毁铸钱，国家铸钱是为了利于商品交换和促进经济发展。
后周世宗灭佛，五代十国的其他国家也有小范围的禁佛，但由于隋唐佛教的盛行，效果都不大。特别是世宗下旨废除佛像时，在镇州有一处观音菩萨庙很灵验，无人敢动，世宗亲持大斧前往该处砍毁菩萨胸口，确立了皇权大于神权。
总之，后周世宗的这些重大举措，对当时经济发展和加强中央集权都有重大意义。但由于这位封建君主正处在大势将去的“五代”末期，执政不到六年，就被(宋)赵匡胤灭亡了。后周世宗柴荣是，他在位仅仅六年，但文治武功成就极高，一举扭转了唐末以来社会的颓势。史学界对他的评价也极高，称赞他为“五代第一名君”，要不是他英年早逝，赵匡胤和北宋就不可能有机会登上历史舞台。这两位英主不死不是幼主继位 中国历史将会改写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自今不许私度僧尼，及亲无侍养者不许出家。无敕寺舍并须停废。……此年废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存者为二千六百九十四所，以所毁铜佛像铸钱。”由此可见，柴荣在位时也兴起了大规模的灭佛行动，只不过相对比较温和，保留了不少寺庙。
四次灭佛的影响
那么我们从佛教史上的“四次”法难和其它一些相关的问题应如何看待呢。
佛教有些教义也让皇帝很不满，比如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显然不符合统治者的思想的，凭什么你犯了罪悔改了就不追究责任了？事实上不少犯罪者都逃进了寺庙寻求庇护，士兵们碰到这种情况也不知所措，佛门境地总不能动手吧？总之佛教的种种做法导致统治者一言不合就要“灭佛”，而道教因为是本土宗教， 有着天然的政治正确性，这也是他们始终安然无恙的原因。
从封建君主的灭佛看，都有因有果，并非无缘无故，也非一时心血来潮。客观些讲，也是形势所逼。就连现在的一些佛教高僧也认为当时“三武一宗”灭佛运动是对的，因为当时的佛教确是有点太过了，你出家人好好修行就行了，搞什么经济活动，要什么庙产，要什么皇帝赎金啊，你看现在的寺庙，就那几间大殿，其他的田地都没有。
这四位大规模灭佛的皇帝很明显都是非常有作为的明君，都在自己执政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所以基本可以排除他们灭佛的原因是脑子抽筋、一时兴起，而他们之所以顶着骂名乃至天谴的压力灭佛，都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的，而灭佛之后取得的效果也证明了他们的行动是有意义的。而深入分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在给百姓带来信仰，发展壮大的同时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一系列的负担。
虽然“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学说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百姓的反抗意识，稳固统治者的政权。但发展壮大的佛教徒也一度与朝廷分庭抗礼、不畏皇权，甚至干预政治、组织叛乱。仅仅在北魏时期就发生过沙门慧隐、沙门法秀、沙门司马惠御和“法庆之乱”等多起佛教徒组织的叛乱。佛教一度成为阴谋者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甚至有引发政教合一的趋势。
早期佛教传播规模不大的时候，对于经济的影响不明显。但随着佛教传播规模越来越大，信徒越来越多，它对于经济的负担就凸显出来了。佛教僧侣和寺庙不需向朝廷纳税、不必服徭役，而众多的寺庙不仅占据大量的人口和土地，而且内部也逐渐发展出剥削制度，大量的人口依附于寺庙，开始承受寺庙统治阶层的剥削，而且他们的剥削程度甚至远超朝廷的赋税。此外，统治者因信奉佛学往往会大兴土木，修建佛堂、庙宇、雕像，这本身也是对民力的一种浪费。可以说，古代的贫苦百姓不仅要承受朝廷的负担，还要承受沙门的负担。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就成了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加上本土又诞生了影响力同样很深的道教。而佛教无论教义如何，终究是外来文化，在很多习俗、理论上与中国传统儒学、道教格格不入。例如，儒家《孝经·开宗明义》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而佛教则讲究“六根清净”，出家为僧必须要剃光头发。佛教文化如果不能根据中国传统做出改变，势必会遭到统治者的抵制。
“三武一宗”灭佛虽然略有差异，除了太武帝拓跋焘的做法过于粗暴，出现了屠杀僧侣的流血事件之外。历次灭佛行动的方式都是拆毁寺庙、佛像，财产充公，僧众强制还俗后遣散。而达到的效果也基本相似：增加了朝廷的兵员和纳税人口及土地，增强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军事实力，缓和了寺庙统治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本土文化，根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古代生根发芽的可能性。
不过，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终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所以，灭佛行动仅仅只是纠正佛教发展中的一些弊端，并不能根除佛教在的传播。但是，佛教文化为了便于在中国生存，还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融合，发展出了带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如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上座部佛教等。
文革灭佛：极乐寺文革惨状 僧人举“佛经放狗屁”示众
佛教有很多被视为圣物的东西，在佛教徒心目中，它们件件皆是无上的至宝，即使没有宗教信仰的一般民众也有一定的崇敬之心。哪怕是被冠以“强盗”的部分探险家、侵略者对此类生物也会敬畏三分。但在文革期间，在红卫兵那里，这些全是牛鬼蛇神，是蛊惑、诱骗人心的封建产物。图为1966年8月24日，哈尔滨极乐寺被捣毁，山门前开起批斗会。（图片摄影：李振盛）
评论
到目前为止，我只见过佛国灭亡，没见过佛国强盛的，曾经南朝四百八十寺也不曾见保住南朝半片疆土。
天天诵经念佛能打败敌人么？
三武一宗灭佛，都是英雄，可是下场都不好。太武死于宫廷政变，周武唐武柴荣都是壮年病亡，不过四次灭佛都在短期大幅提升了国力，太武击溃了南朝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北伐，自此奠定了南北朝北强南弱的局面，周武灭亡了北齐统一了北方为隋唐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唐武灭佛增加了国力为之后宣宗的中兴奠定了基础，柴荣击败了辽国，打残了南唐北汉，为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萧衍信佛，南梁五帝个个死于非命。一个王朝所有皇帝都这么惨，绝无仅有。宋齐梁陈皇帝平均年龄只有37岁 最长寿者86岁
还有李煜，后期也是信奉佛教，下场也是悲惨。
北周武帝，后周武帝都是一代明君，旷世人杰，可惜都是三十五六岁去世，否则哪里有杨坚、赵匡胤的故事！
确实宇文邕与柴荣境遇太相似，可惜赵匡胤不如杨坚。
周武帝既然是好皇帝，是明君，为百姓谋福，这么大的功德，都低不了诸罪么？
再多活几年杨坚命就完了，杨坚他爹是大汉族主义，杨坚小时候就有很多称帝的预言。不过宇文周还是要灭亡的，北周建立之前的邙山之战就注定了鲜卑政权的灭亡。
学习佛法首先要修清净心，不然佛经里的故事会使人入魔的，不要老想着到西天极乐世界去享福，做人比神仙自由！
佛教避世灭世，倘若世人皆信佛，不近女色人类还怎么繁衍？那些灭佛的都是因为当时佛教和寺庙的盛行大多人出家，不耕田不打仗只念经已经严重制约了社会的发展。
你就算好事做尽，佛说该要香火钱就要香火钱，一分不少，还是我道家好。
就是传播的过程中出了偏差，佛陀的宇宙观，利益众生的大乘精神，都是世间至宝！人眼中的宇宙和蛇眼中的宇宙不一样。色即是空。我们知道的宇宙是人的宇宙。换一个生物感觉又不一样了。
每次灭佛之后不久就是大一统的局面，宗教可以用来教化但是不能用来统治，东方文明的延续就是因为宗教只能是政权的附属品才得以传承。看看西方世界一次大的宗教改革就是一场轰轰烈烈武装革命。
灭佛后其报应之惨、之残，众生视后不可不慎之、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