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文学的萌生阶段是在什么时期？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比较文学的萌生阶段是在什么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为什么说中国比较文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在这个学科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本书将为读者提供供一个全面、系统的解答。《中国比较文学史(第2版)(上下册)(精)(中文核心期刊)(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5640/tn，国内内核心期刊）(cssci)收录)。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文科学生的教材，也可供广大文科爱好者参考。
一：中国比较文学的萌生阶段是在什么时期
比较文学现象在中国并不是新事物。 且不说古代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关于文学 的比较、筛选和相互影响的研究； 也不说魏晋以来印度思想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以及当时 有关翻译、媒介的论述；就从现代说起， 中国比较文学的源头也可上溯到 1904年王国维的《 尼采与叔本华》、《红楼梦》研究，特别是鲁迅 1907年写的《 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 》。茅盾于 1919和1920年相继写成的《 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和《俄国近代文学杂谈》 也对东欧和西欧的文学进行了比较研究。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在中国出现则是本世纪 20年代末、 30年代初。1929年至1931年， 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新批评派大师瑞恰兹在清华大
二：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吴宓，男，1894年8月20日—1978年1月17日，字雨僧、玉衡，笔名余生，陕西省泾阳县人，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吴宓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著作有《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等。
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
三：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于哪一年
本文
转自：谢天振比较文学译介学资料中心
众所周知，翻译的历史很长，见诸文字记载的至少也有两千多年了，但是翻译史的历史，确切地说，是指编写或撰写翻译史的历史，而具体地说，则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翻译进行考察、审视、分析这类学术研究行为的历史，其时间却并不长。不过随着五四时期我国历史上第三次翻译 *** 的兴起，人们对翻译包括翻译文学的
陈子展著《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年版书影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国策迎来了我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 *** ，这次翻译 *** 的广度（指翻译的题材、类型等）、深度（思想内容和对社会的冲击力等）和影响的面都是前三次 *** 所远远不能比拟的，从而极大地提升了翻译的地位，相应的，也推动和萌生了单独的翻译史、翻译文学史的编写，以及对翻译从史的层面上展开思考和研究。这一时期揭开翻译史编写帷幕的，也许可推马祖毅编撰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1984）、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989）和罗新璋编的《翻译论集》（1984）等著述了，这三部著述已经分别涉及到了翻译史、翻译文学史和翻译思想史这三个领域，值得肯定。至于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翻译史类著述的编撰似乎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 *** ，数量一下子增加了许多，且有不少质量上乘的佳作，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赘述。
然而综观这40年来出版的翻译史类著述，尽管成绩斐然，但也有一点不足，那就是视野还不够开阔，比较拘泥于翻译本身，或是翻译的文本，或是翻译的事件。翻译史紧扣翻译展开其叙述自然无可非议，但会有遗憾，因为就事论事地就翻译谈翻译，这样的翻译史会不易反映出翻译的本质及其特点。由于翻译这一行为和实践活动的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国家本质以及经常还会涉及多种学科这样的特点，因此对翻译史的梳理和描述如果也能凸显上述这些“跨越性”及相关特点，而不是只局限于某一种语言和文化，固守于某一个民族、国家或学科的话，这样就能较全面、立体、深入地展现翻译行为和翻译实践活动的特点了。
这里我可以正好是一百年前出版的胡适的《尝试集》为例。这本胡适的第一本白话新诗集里其实有好多首译诗，其中尤其是胡适翻译自美国女诗人蒂斯戴尔的《关不住了！》，胡适自己称之为他新诗成立的“纪元”：“这个时期——六年秋天到七年年底[i]——还只是一个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自此以后，我的诗方才渐渐做到‘新诗’的地位。《关不住了》一首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ii]学界也一致认为，由于该诗对“传统诗歌和传统诗歌模式的巨大突破”，《关不住了！》一诗不论对于诗歌翻译还是诗歌创作都“具有巨大的开创意义”。[iii]《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五四时期卷）》
胡适著《尝试集》1920年初版书影
以上是我对重写翻译史的第一点思考，即希望我们的翻译史编写者们有必要拓展他们的视野，不要把他们的眼光只局限于身份或性质明显的翻译家或翻译事件上。
我对重写翻译史的第二点思考其实仍然跟拓展翻译史编写者的学术视野有关。鉴于我国地域广阔、近百年的国家历史呈现出错综复杂并不完全一致的面貌，我们的翻译活动也因此呈现出不同的地域面貌，诸如上海孤岛时期的翻译、延安解放区的翻译、重庆陪都时期的翻译、东北沦陷区时期的翻译，以及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与外语之间的翻译活动，等等，我认为中国的翻译史应该充分体现这些不尽相同的多元面貌。譬如上海孤岛时期的翻译与延安解放区进行的翻译，那不仅在翻译的对象上，在翻译的组织、实施、出版、改行及至翻译标准的制定上，都大异其趣，相去甚远。
最后，我对重写翻译史的第三点思考是，今天我们编写翻译史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翻译史实的简单梳理和描述，而应该通过翻译史的编写，具体当然是通过对翻译史实、翻译家及其译作的成就得失的梳理、归纳和分析，揭示出翻译思想、理念的变迁和发展，从而更好地指导今天的翻译实践，包括译入与译出。尤其是对于一些被译界普遍接受的观点，诸如对严复“信达雅”的认识、对林译价值的认识等，也应该站在今天的理论认识高度，进行新的阐释和分析。
譬如对林译的评价，尽管大家都承认林纾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但在具体评价其译作的价值时，却一直有一种声音，认为林纾“译小说百数十种，颇风行于时，然所译本率皆欧洲第二三流
林纾（1852–1924）
再如严复的“信达雅”，情况与上述对林译的认识也不乏相似之处。自“五四”至今一百多年，我国译界一直把“信达雅”视作翻译的不二标准，总觉得严复是把“信”放在翻译标准的第一位的。然而如果我们能回到严复当初提出“信达雅”说的原始语境，那我们一定能够发现，严复当初提出“信达雅”说时是把“达”放在第一位的：“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viii]
严复（1854–1921）
我相信，像这样对林译和严复“信达雅”说进行的重新阐释，一定能引发我们对这些原先国内译学界都深信不疑的“共识”的反思，从而刷新我们国内译学界目前的翻译史观，为我们重写翻译史提供新的切入点。
[i] 指民国六年到七年，也即1917年到1918年。
[ii] 胡适《胡适的尝试集附去国集》，亚东图书馆出版，1920年9月再版。
[iii] 参见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3页。
[iv] 第313页。
[v] 如孟昭毅、李载道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
[vi] 陆建德《“二三流者”的非凡意义——略说林纾翻译小说中的通俗作品》，载《思南文学选刊》2018年第4期。
[vii] 同上。
[viii] 对严复“信达雅”说的本意，本人另有专文予以分析和阐释，此处限于篇幅就不展开了。
四：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上师大比较文学的导师不多的，如果加上世界文学的话，才5、6个，孙景尧是比较文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应该算最牛的，但是也比较严格。还有郑克鲁、黄铁池、朱宪生，你说的姓宋的，倒是没听说过，要么是新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