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承鲁:生物化学泰斗,科学尊严斗士
1、少年求学:穿越中国版图的流亡
邹承鲁原籍江苏无锡,1923年5月17日出生于山东青岛。
父亲邹东湖,是铁路职员。
母亲邹胡葵,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
由于父亲的工作性质,邹承鲁常随家搬迁。
在沈阳上小学时,因“九·一八事变”随家人逃往北平。
在北平只念了一年的小学,就因染肺结核而在家休养。康复后,他到湖北汉口继续上小学。初中时,辗转到湖南长沙学习,后因时局紧张又回到了武汉汉口。
在武汉念初中时,他差点没能冲出围城日军的包围。
1938年,武汉沦陷,邹家一家人又逃往了陪都重庆。
这一年,邹承鲁考上了已经搬到重庆的名校南开中学。也是从这一年起,日军开始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疯狂轰炸,邹承鲁三年的高中生活都在跑警报中度过。
1941年,18岁的邹承鲁在南开中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化学系。
1941年,18岁的邹承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化学系。
在传奇般的西南联大,为他日后从事科研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遗憾的是,在这里仍然经常要逃避日寇的飞机轰炸。
邹承鲁后来回忆说:“从小学到大学,我被日本鬼子从东北一路追炸到西南。”
西南联合大学校舍
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跨越整个中国版图的流亡,让邹承鲁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1945年从西南联大毕业,22岁的他在校就入伍参军,被编入青年远征军207师,飞越“驼峰航线”奔赴印度战场。
2、青年留学:科研爱情双丰收
1946年,在招考英庚款公费出国留学生的考试中,他以化学类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当时英国文化委员会方面安排邹承鲁去伯明翰大学化学系从事糖化学研究。但是邹承鲁的兴趣已经是生物化学,由王应睐教授介绍去剑桥大学师从著名生物化学家基林(D.Keilin)教授,跟他从事氧化还原酶研究。
研究生期间,他用蛋白水解酶部分水解方法,研究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他发现,细胞色素c纯化后与线粒体结合时在性质上发生变化,证明细胞色素b与琥珀酸脱氢酶不是同一物质。1949年,邹承鲁单独署名的论文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三年的研究生期间,邹承鲁共发表七篇论文。其中六篇是单独署名,另一篇是和一位博士后合作完成。
1951年邹承鲁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剑桥的三年中,邹承鲁还有一个重大收获——认识了后来与他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李林。一次,在剑桥同学的聚会上,李林和邹承鲁同台演唱了一曲《松花江上》,优美的歌词,悲怆的曲调,激起了他们对祖国的共同思念。共同的理想,相近的专业,使得他们的热烈相爱。
李林是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的独生女、剑桥大学博士。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李四光很欣赏女儿的眼光,也十分喜欢思维缜密、学业奋进的邹承鲁。1949年8月25日,在伯恩茅斯海边,伴着海浪的鸣奏,李四光亲自为这对年轻人主持了婚礼。
1948年邹承鲁、李林婚礼时,邹承鲁与夫人李林、岳父李四光、岳母许淑彬合影,1948年摄于英国伯恩茂斯。
1951年6月,邹承鲁在剑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此刻,报国心切的邹承鲁等不及妻子李林拿到博士学位,便马上只身回国,在上海的生理生化所开始了新中国酶学研究的奠基工作。
3、中年辉煌:书写科研事业传奇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生化所)的科学家们热切希望放一个科学“卫星”。王应睐所长召集邹承鲁、钮经义等8人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一个人工合成胰岛素大胆设想产生。
1958年12月18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生物系三个单位联合,正式确定了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该项目被列入1959年国家科研计划,并获得国家机密研究计划代号“601”,内涵是60年代第一大任务。
中科院生物化学研究所邹承鲁(左)领导的工作小组在做胰岛素A、B链拆合。
1959年1月,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正式启动。天然胰岛素是两条链组成的多肽,A链、B链中间通过二硫键连接起来。在探索胰岛素的合成路线时,A、B链的拆合是胰岛素合成中的最大重点和难点,拆合A、B链的方式直接决定了合成胰岛素的合成路线。当时,王应睐大胆起用了年仅35岁的邹承鲁。让他领导一队人马负责天然胰岛素的拆合工作。历时两年,邹承鲁小组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为后续的人工全合成工作确定了路线。
1966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与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团队合影。
1965年9月17日,在上海生化所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顶楼上,伴着科技人员们一阵阵的欢呼声,人工合成胰岛素宣告成功,这一项目与“两弹一星”一起,成为20世纪中国人最引以为自豪的科技成果。邹承鲁先生是亲身参与这项著名科学研究的重要成员。为此,有人认为,中国在上个世纪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而未果的几名科学家中就有邹承鲁。
合成胰岛素研究组成立之初的人员。前排中为王芷涯(支部书记);中排左5邹承鲁
196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的报道。
20世纪60年代初,邹承鲁回到酶学研究领域。他建立的蛋白质必需基团的化学修饰和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公式被称为“邹氏公式”,被国际同行广泛采用;他创建的确定必需基团数的作图方法被称为“邹氏作图法”,被收入教科书和专著。有关蛋白质结构与功能关系定量研究的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65年,邹承鲁提出了酶的可逆与不可逆抑制之间存在共性,可以用统一的动力学理论来处理。他系统地研究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可逆与不可逆抑制,提出了确定两种抑制中各种动力学常数的新方法,开创了酶催化动力学一个新的理论分支,并解决了传统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酶活性不可逆改变动力学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邹承鲁
1970年,邹承鲁从上海生化所调往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开始了另一段科研征程。1979年,他发现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在活性部位能形成荧光衍生物,论文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研究成果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作为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后续研究,他证明了胰岛素A链和B链本身已具有一定的空间结构,并含有形成天然胰岛素分子正确结构的全部信息,在溶液中能正确相互配对。此项工作阐明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中A、B链拆合工作成功的理论基础,纠正了国外一些教科书中有关从胰岛素A和B链重新合成胰岛素的错误提法。此项研究,于1995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4、晚年呐喊:甘当科研道德卫士
对待科学事业,邹承鲁一贯认真严肃,敢于质疑。刚从国外回来时,20多岁的他,在学术大会上有疑问站起来就质疑,有时搞得主讲人下不来台。在后来面对学术界的不良现象时,他的直率使他常常面对种种压力。学生们说他直率得简直到了“傻”的程度,从来不会掩饰自己。同行们说:“像邹承鲁这样老一辈的科学家,他们的爱国心是完全真诚和纯粹的,他们对于现在的功利不能理解。”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七届委员会主席韩启德为邹承鲁题词。
作为科学界泰斗级人物,邹承鲁敢于站出来抨击很多科学界不良现象,呼吁科学道德和责任心。人们称他是“一位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学术上的反腐先锋”。
1981年,他和张致一、洪朝生、郭慕孙等三位学部委员一道,共同发起了关于《开展“科研工作中的精神文明”的讨论》的倡议。10年之后,他又联合沈善炯、彭桓武、卢嘉锡等13位学部委员,在《中国科学报》上发表了《再论科学道德问题》一文,对科学道德规范进行了更加明确的阐述。
1993年时,他又在《中国科学报》上发表《科学道德规范应早日出台》一文,建议国家科委制定“科学工作者道德规范”,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教委成立自己的科学道德委员会,并要求他们在大学和研究生院开展科学工作者道德问题的教育。
2003年2月28日邹承鲁院士作报告谈科研体制改革和科研道德建设。
邹承鲁认为,中国科学遭遇一些重要病症:浮躁风气弥漫、科研效率低下、学术腐败流行、恶行得不到惩罚、创新思想没得到应有的鼓励、科学家对管理科学事务缺少发言权,等等。他在媒体和各种公开场合痛斥科学界学术腐败,主张科学道德的精神回归。在科研体制改革方面,邹承鲁认为不要再以领导技术的方法领导科学,在强调计划的同时还应该鼓励自由探索,要从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
晚年的邹承鲁。
邹承鲁的这些意见甫一发表就受到很大注意,也很快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击。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揭露的一些人,有好几位是当时位居学术高位的“大人物”,或是人为树立的“科学明星”。揭露这些人的阻力可想而知,有可能受到打击报复,面临的是政治和职业上的风险。
晚年的邹承鲁夫妇。
他曾先后四十余次在报刊上发表关于“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不正之风”等问题的意见。他毫不留情开出清单痛陈科学领域学术腐败“七宗罪”:伪造学历、工作经历;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贬低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一稿两投甚至多投;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际的宣传。
1969年的全家福。前排左起岳母许淑彬、岳父李四光,后排左起,邹承鲁、夫人李林、女儿邹宗平。
邹承鲁先生晚年患多种疾病,在和膀胱癌、淋巴癌抗争了两年多之后,临终前还在写一篇关于维护科学真理的文章。
2006年11月23日5时22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九三学社社员、国际著名生物化学家、近代中国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六、七届委员,八届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邹承鲁先生在京逝世,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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