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竹国历史介绍 孤竹国历史简介
提起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王朝，一般人会想起享国八百年的周朝。实际上还有一个国家比周朝存在时间长得多，那就是孤竹国。
一
孤竹，亦作觚竹，是商初分封的一个诸侯国，辖境包括今河北迁安、卢龙、滦县等冀东地区以及辽宁兴城、朝阳等地。它兴于殷商，亡于春秋，存在了近千年之久。
孤竹国君，姓墨胎氏，或曰墨夷氏，据《史记·殷本纪》，商的始祖为契，“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上述中的目夷氏，即墨夷氏、墨胎氏。目夷氏既然出自子姓，孤竹当然也是子姓国，与商最高统治者关系密切，为同姓之国。
孤竹自商初成汤初封，至殷末仅传九世，第七世国君是竹猷，八世是亚微。
孤竹地处今冀东和辽西，僻处一隅，在商代数百乃至上千诸方国中并不起眼。但在商末却突然名声大噪，并被写进了司马迁的《史记》中，这一切都源于两个人——伯夷和叔齐。
伯夷和叔齐是孤竹王亚微之子，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齐名致，字公达。所谓夷、齐者为谥号；伯、仲，长少之字，谓其排行。伯夷为长子，叔齐排行为三。根据史书的记载，亚微老了，开始为继承人发愁，按照惯例，他应该将王位传给长子伯夷，但他喜爱的却是三子叔齐。废长立幼，与制度不合，当然会遭到群臣的反对，但舍弃叔齐，又实在于心不甘。他踌躇再三，最后还是决定选立叔齐。去世后，叔齐当继立为君，他却想让于兄长伯夷，伯夷认为这是父亲的决定，在坚辞不果的情况下，索性逃走了。叔齐不忍拂逆父意，但又不忍越兄而继承王位，便与伯夷一同逃走了。国人遂立次子为君。一晃多少年过去了，伯夷叔齐都垂垂老矣。他们听说西伯姬昌优待老人，便前去投奔，但不巧姬昌去世了，其子姬发即位，即周武王。
周本是商西边的一个小邦，西伯姬昌在姜尚等人的辅佐下，力量渐强，乃至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不再甘于臣属地位，欲取商而代之，甚至等不及将父亲下葬，就兴兵出征了。伯夷、叔齐认为这是以下犯上之举，拦住了武王的马头，质问道：“父死不葬，便兴干戈，这是不孝；身为臣子，以臣弑君，这是不仁。如此怎么能让天下信服呢？”武王大怒，左右欲杀二人，姜尚劝阻道：“此义人也。”让人将伯夷、叔齐搀开了，大军遂继续进发。
后来武王克商，天下宗周，欲笼统天下人心，特别是那些商的遗民，想起了伯夷和叔齐，召二人入京为官，但二人断然拒绝，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今河北迁安南之岚山，一说在山西永济），采薇而食。薇，是一种野菜，据陆玑《毛诗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茎叶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最后活活饿死。他们临死作歌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此后孤竹似乎便从历史上消失了，直到四百余年后的春秋初年。
春秋初年，山戎开始向内地发展势力，对燕国发动大举进攻，燕宣侯死，燕国国都蓟（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也被攻陷。其子桓侯迁都临易（今河北容城或曰易县）。燕庄公二十七年（即周惠王十三年，前664年），山戎又伐燕，攻破燕城、蓟城。燕求援于当时的霸主齐桓公。《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国语》卷六《
齐语
》亦记载，齐桓公救燕，“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管子》《韩非子》《韩诗外传》也都记述了这一事件。当时孤竹为山戎之与国，故齐桓公北伐山戎中，将孤竹也列在讨伐之列。齐桓公这次北伐，给了孤竹以毁灭性打击，孤竹国君被斩首。虽然国君被杀，但此次并未消灭孤竹。大约在四年之后（前660年），齐桓公又“北举事于孤竹、离枝（即令支——引者注）”，彻底征服了孤竹，孤竹国灭亡。
二
孤竹国在史籍中如草蛇灰线，时断时续，这个千年古国身上被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长期以来人们对它知之甚少。建国以后，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后，辽西和冀东发现了几处殷商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陶器。孤竹国这个神秘的古国才开始一点点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1973年，在辽宁省喀左县的北洞，先后发现了相临近的两处青铜器窖藏，北洞一号坑出有一件涡形纹的铜罍，高41.1厘米，口径16.8厘米，从形制看属于商代晚期。李学勤等先生释读其铭文为“父丁，孤竹，亚微”。学界称以“亚微罍”，这是研究商代孤竹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这几个字的大意是“孤竹君亚微为其父叫丁的所做铜罍”。亚微即著名的伯夷叔齐的父亲。“亚”，是商代诸侯在商王朝任职的官称。
除了孤竹国君任职于商王朝外，他们还与殷商王室多有通婚联姻。例如甲骨文中多有“妇竹”“妻竹”“竹妾”等词，这是孤竹国女子嫁于殷商王室的称谓。
1992年10月，河北迁安县（今迁安市）夏官营镇马哨村小山子商代遗址出土一件铜鼎和一件铜簋，器物年代在商晚期至周初之际。铜簋器底有铭文“箕”字，铜鼎内壁有铭文“卜”字。这两件铜器，据学者推测均为箕子之物。箕子，名
胥余
，是
文丁
之子，
纣王
的叔父，官至
太师
，封于箕（今
山西太谷
、
榆社
一带）。他是商末著名贤臣，被孔子誉为商之“三仁”之一，因谏阻纣王不听，佯狂为奴，遭到纣王的囚禁。周武王克商后，将箕子释放，但箕子心怀故国，不愿仕于周，“不忍商之亡，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河北迁安，商时在孤竹国境内，箕子器物出现在孤竹国境内，可见孤竹与商王朝关系密切。如今在河北迁安、卢龙等地还流传着箕子嫁女到孤竹的故事。这个铜簋很可能是箕子嫁女于孤竹国所陪嫁之物，因此流传至孤竹国。
上述遗址出土器物不多，而河北滦县响堂镇东法宝村后迁义遗址则出土器物众多，门类齐全，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后迁义遗址占地约1.44万平方米。从地层看，下层为龙山文化，上层为商文化，为我们研究晚商时期孤竹国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后迁义遗址发现于1990年3月，1999年10月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土坑竖穴墓9座，房址一座，灰坑40余处，出土青铜鼎、簋及金饰品、磨光陶器等文物200余件。其中金器有金耳环、金箔，玛瑙器有玛瑙环，青铜礼器有鼎、簋，兵器有斧、挂箭钩。该遗址出土器物众多，几乎包含了当时人们生活的所有必需物，全面地反映了农耕、渔猎、手工艺、装饰、贸易等方面的发展状况。最具特征的是该遗址中特殊的陪葬形式，在所清理的墓葬中，依据不同的规格分别在墓室中间陪葬有五、七、九等不同数量的牛头，数量越多表示规格越高，在有九个牛头的墓葬中，陪葬有鼎、簋、斧、挂箭钩、彩绘陶罐等，墓主人用较大的金耳环和玉玦作为装饰，也显示出身份的高贵。这反映出孤竹在礼仪制度上受到中原商文化的深刻影响，基本上与内地是一致的，但也具有自己的地域特色。
近年来，滦平县22个乡镇均发现山戎古墓群，少则十几座、多则数百座。目前已发掘清理山戎古墓五百余座，出土文物一万多件。山戎古迹和器物之丰富，价值之巨大，在全国是极为罕见的。其中的蛙面石人和青铜蛙形牌饰引起了世人广泛关注。蛙面石人与蛙形牌饰和山戎的蛙崇拜有关，是他们的图腾。最早人们是崇拜大自然、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到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思想意识的发展，崇拜的意识就逐渐从动物或植物等的原始形态向人开始过渡。蛙面石人，人蛙合一，正是原始自然崇拜向祖先人类崇拜的过渡，蛙面石人的发现就是那段历史的生动见证。另外，蛙面石人是中国图腾艺术史考古中的首次发现。《山海经》中记载了很多半人半神的图腾崇拜偶像，但始终没有相同时期的实物发现，蛙面石人填补了这一考古空白，也为研究中国图腾民族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孤竹境内地形复杂多样，包括盆地、山地、丘陵等，滦河、青龙河、大凌河纵贯其中。盆地中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水丰沛，适宜发展农业。在辽宁喀左西南大凌河西岸小转山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圆形房子的石基和储藏窖穴，出土了不少农具，如石锄、石铲、石臼、石棒。辽西建平县水泉村遗址，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大体是孤竹人生活的地区，在房址附近的窖穴内发现炭化谷粒，经鉴定是粟、稷、蓖麻子等。这说明孤竹人不仅从事农业，而且农业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山地、丘陵则可发展畜牧、狩猎。《逸周书·王会》记载，孤竹以距虚为其特产。“距虚”，即驴骡之属，显然是属于畜牧经济的产物。正如李学勤先生指出的，孤竹虽有国君，孤竹城只是其国君所居，或一部分华夏化民众定居的地点，其人民的社会状况仍以游牧为主。
进入21世纪以来，孤竹国研究的最大进展莫过于其都城具体位置的确定。一般认为孤竹国都在今河北卢龙，主要根据是据唐人李泰所著《括地志》记载：“孤竹故城在平州卢龙南十二里，殷商诸侯孤竹国也”。《清一统志》提到孤竹山，在卢龙县西，孤竹国城在其阴。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即根据此将孤竹国故城确定在河北卢龙县城南。李学勤先生明确指出，孤竹城在今河北卢龙县境是没有疑问的。虽然孤竹国都在河北卢龙基本上形成共识，但具体位置长期以来尚为一桩悬案。
2011年，河北省历史学会、河北省文物考古学会组织了18位省内外专家学者，到卢龙县蔡家坟实地调查，形成了“孤竹国都城就在卢龙城南”的共识，初步认定卢龙县蔡家坟村的北岭极有可能是孤竹国都所在地。蔡家坟村因清朝
兵部尚书
蔡士英的墓地建造于此而得名。2010年初，河北省第三次文物普查将蔡家坟村的北岭确定为商遗址，此后，经过当地多方考证，发现北岭还曾被称为“孤子城”，并曾出土过大量的青铜器、陶器、石器等，加之蔡家坟就在距今县城南的12里，且靠近玄水(青龙河)和濡水(滦河)两河交会后的河道，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相合。因此，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孤竹国国都所在地。
三
孤竹国具有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内涵，与战国的中山国堪称先秦时期河北古国的双璧，在河北历史上乃至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一个中心，而是多中心，包括辽河流域在内燕山南北地带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苏秉琦先生认为在史前时代，北方地区氏族社会的发展，在当时居于领先地位。距今八千年的赤峰兴隆洼文化，已到了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距今五千年的红山文化，则标志着这里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以辽西牛河梁红山文化祭坛、女神庙、积石冢为标志，产生了华夏最早的原始国家。燕北文化区一直和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的文化体系相一致。而孤竹国属于燕北文化区，这也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孤竹僻居一隅，而具有高度文明的原因。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夷夏二重性。
孤竹国作为商的侯国，本是华夏殷族的一支，与商王朝关系密切，主体属于殷商中原文化。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横跨长城南北，处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部游牧狩猎文化的结合部，表现为农业经济和渔猎畜牧经济交错并存，在文化上形成了复合性、多元性等特点。春秋以后随着山戎等少数民族的兴起，占领孤竹之地，孤竹文化构成也开始发生变化。这也是它为何一方面能产生像伯夷、叔齐这样的古代圣贤，一方面又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色彩的原因所在。
在中国古代，华夏族（汉族）占主体，民族融合主要表现为以汉族为核心，融合其他少数民族，这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主要形式。但在局部地区，由于当地少数民族占据了主体，汉族则可能被吸收而融入到了少数民族中。春秋时期，孤竹居民逐渐融入山戎、东胡等族中，正是这样一个由华变夷的例证。
正是由于孤竹鲜明的地域特点，在河北乃至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地位可以概况为三个方面：
1. 夷齐之故里
提起孤竹，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便是伯夷和叔齐。伯夷、叔齐已经成为孤竹文化标志性的人物。司马迁对伯夷、叔齐十分推崇，认为二人是为义而死，为他们专门立传，并冠于《史记》诸列传之首。伯夷、叔齐的史料，除了载于正史《史记》外，《论语》《孟子》《庄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亦有记载，反映伯夷、叔齐在先秦时期已经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了，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评价越来越高。孔子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伯夷、叔齐，毫不吝惜赞辞，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长》），“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论语·微子》）“求仁得仁，又何怨乎？”称他们为“古之贤人”。孟子则称伯夷、叔齐为“清圣”，他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孟子·尽心下》）更是将伯夷、叔齐誉为一代圣人。降及唐代，一代文宗韩愈写了《伯夷颂》，对二人也是推崇备至。伯夷、叔齐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今河北唐山、秦皇岛地区，很多地方过去都有他们的庙宇，可惜“文革”以后，多荡然无存。卢龙县南有一书院山，相传为伯夷、叔齐读书处。1922年，郭沫若以伯夷、叔齐的故事为题材，写成了独幕话剧《孤竹君之二子》，使伯夷、叔齐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2. 儒家文化之源
“夷齐让国”“耻食周粟”，是孤竹历史上留下的最著名典故。在中国古代为了争夺皇位，兄弟父子之间反目，乃至骨肉相残的史不绝书，他们对皇位的贪欲，毫不吝惜地撕破了罩在血缘上的亲情面纱。而伯夷、叔齐相互逊让，最后双双出逃，所体现的礼让精神显得难能可贵。孔子开创的儒家，自汉代以后定为一尊，成为统治中国二千余年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它讲求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而其核心是仁。伯夷、叔齐以自己的行动践行了仁、义、礼、孝、悌。第一，让国为大仁。伯夷、叔齐兄弟让国，充分体现了仁的道德标准。他们反对以暴易暴，耻食周粟，宁死以全仁，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求仁得仁”，堪称仁的典范。其二，让国为大义。义者，宜也，指符合正义或道德规范。孔子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显然孔子是极为重视义的。伯夷、叔齐兄弟让国，就是义字当先的。姜尚也称赞二人为“义人”。第三，让国为大孝。子爱利亲谓之孝，伯夷以父命为尊，宁可不做国君，也不违背父亲遗愿，这就是孝。第四，恪守臣子本分，反对以下犯上为重礼。因此，崇礼、守德、求仁、重义，构成了伯夷、叔齐思想的精髓。孔子思想受伯夷、叔齐影响甚深，他所开创的儒家思想能从伯夷、叔齐身上找到源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伯夷叔齐影响了儒家思想的形成，于中国思想史可谓贡献厥伟。
3. 山戎文化之乡
中国古代对少数民族一般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主要是就地理方位大致而言的。这种观念形成较晚，在此之前，北方少数民族往往也泛称为戎。山戎就是分布在中国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因其居于山中而得名，主要散布于今北京北部、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及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等地。山戎名称出现甚早，《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它在春秋时期逐渐强大起来，吞并了燕国辽西、冀东的大片领土。此时孤竹国也被山戎占领，完全依附于山戎，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孤竹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山戎文化特色。除了中原商文化之外，山戎文化也构成了孤竹文化的重要因子。这在孤竹后期表现尤为突出。
若拉长视角，从先秦的历史发展链条上，更能凸显孤竹文化的价值。河北先秦文化遗迹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旧石器时代有张家口阳原的泥河湾，新石器时代有邯郸的磁山文化，战国时期有平山的中山国和邯郸的赵王城，而殷商、西周春秋时期尚无在全国叫得响的品牌。而孤竹国正好可以弥补这一时段的空缺。在地域空间上也可以弥补河北东北部无重要遗迹的缺憾。因此，无论从空间，还是从时间跨度来说，孤竹文化在河北先秦史研究方面都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四
近些年来，全国各地都很重视文化资源的挖掘利用，文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为人们所认识，诸如文化遗迹的修缮、重修，争夺文化名人，等等。孤竹作为千年古国，具有深厚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理应成为拉动冀东旅游文化的引擎。笔者认为在开发利用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打造“大孤竹”概念，整合各地资源
近些年来，卢龙县很重视孤竹这个文化品牌的利用。从1996年开始，卢龙相继建成了孤竹文物馆，成立了孤竹文化研究会，并于2006年升格为秦皇岛孤竹文化研究会，创办了《孤竹风》杂志，整理出版了《孤竹史稿》《卢龙记忆》《走近孤竹》等书籍。2009年，卢龙县被评为“中国孤竹文化之乡”。卢龙在挖掘孤竹文化和宣传孤竹文化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同时应该看到，卢龙只是孤竹的国都，只是孤竹国的一部分，并不能涵盖整个孤竹的面貌，更不能完全代表孤竹，而且卢龙是否就是孤竹的国都，学界也还存在一些争议。抚宁、滦县、迁安、滦平等冀东地区，甚至辽西和内蒙古南部，都有孤竹遗存和大量文物出土。因此，凡孤竹国疆域所及，都应包括在内，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孤竹。只有将孤竹放在一个大的地理时空背景下，才能凸显孤竹之所以能够立国千年的环境因素，才能对孤竹文化面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和了解。应树立各地一盘棋的思想，摒弃地方主义。应明确，孤竹不是单纯属于卢龙的，也属于迁安、滦县、滦平等，乃至属于整个冀东、辽西的，更是属于整个中国的。
第二，积极吸纳学界成果，实现两者有效对接
冀东孤竹遗迹甚多，这些都是旅游开发可供利用的宝贵资源。例如，今在滦县境内有一首阳山，山上有夷齐庙遗址。据《滦县志》记载，首阳山，旧称洞山，山上有夷齐庙，1958年被毁。《卢龙县志》说：“清风台址在县西北十五里清风祠（夷齐庙）。孤竹都邑遗址居其右三里许，今属迁安地，东南为滦河、青龙河汇合平原。”据《迁安县志》，有孤竹长君墓和次君墓。另外，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冀东、辽西各地出土了大量与孤竹国有直接关系的考古发现，在学界引起巨大轰动，孤竹国研究一度成为学界热点。在学界的努力下，孤竹古国的神秘面纱一点点被揭去，美轮美奂、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孤竹文化开始展现于世人面前。但这些研究成果还大多局限在学术界，不为一般人所了解。有关部门应加强与学界沟通联系，追踪学界最新的孤竹成果，并吸纳到旅游开发策划中去，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2011年河北省历史学会、河北省文物考古学会组织内外专家学者，到卢龙县蔡家坟实地调查，倾向于认为蔡家坟就是孤竹国故都。如果能够坐实，将是河北孤竹文化的一大收获。
第三，建设孤竹文化博物馆，重视山戎文化
近些年来，各地孤竹文物发现很多，但由于散布于各地，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实在难得一见，更谈不上对孤竹文化有一整体认识。加强孤竹文化的普及，提高孤竹在全国的知名度，将这些文物汇集起来，筹建一个孤竹文化博物馆显得十分必要。由于一般都倾向认为卢龙是孤竹故都，在孤竹文化中最有代表性，可以考虑将博物馆设在卢龙。但在文物的征集方面，由于涉及几个县市，需要加强协调和沟通。另外，孤竹文化具有夷夏二重性的特点，一方面具有殷商中原文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具有山戎的文化特色。相比河北其他各地，山戎文化的特色尤其值得重视，它显示出了孤竹文化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故在博物馆建设中，山戎文物的展示应是一个特别需要突出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