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历史介绍 西汉皇帝列表世袭 BC202-AD8之二
地方制度
汉朝在地方实行郡国并行的制度，郡国同级。
5西汉经济
收回铸币权
汉景帝像汉初，听任郡国自由铸钱。这一方面造成币制混乱，阻碍了商品的正常交换，另一方面，一些贵族官僚、富商大贾操纵造币之权，富比天子，威胁中央。吴楚七国之乱时，铸币便为其提供了重要财力支持。公元前113年(元鼎四年)，汉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国铸钱，把全国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把钱币大权收归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这次新铸的五铢钱(也称上林钱或三官钱)，重如其文，钱的质量很高，便于流通，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货币。
盐铁官营
汉武帝在实行盐铁官营的同时，推行了均输平准政策。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汉武帝采纳大农令桑弘羊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所谓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平准即平衡物价。原先汉政府各部门常常抢购物资，引起物价上涨，地方上交中央的贡赋，往来烦难，“或不偿其费”。而且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于是由大农令统一在郡国设均输官，负责管理、调度、征发从郡国征收来的租赋财物，并负责向京师各地输送。又由大农令置平准官于京师，总管全国均输官运到京师的物资财货，除去皇帝贵戚所用外，做为官家资本经营官营商业。“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调剂物价，并获取收益。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政策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算缗和告缗
为了打击富商大贾、高利贷者的经济力量，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汉武帝于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颁布了算缗和告缗的命令。
算缗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算为一百二十钱)，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凡四千钱，抽一算;不是三老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者，每辆抽税一算，商人的车，则征收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只船抽税一算。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鼓励知情者揭发，叫做“告缗”。凡揭发属实，即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告发者奖给被没收财产的一半。此令一行，各地争相告缗。在杨可主管告缗事务时，告缗之风，遍及全国。
上述各项措施的实行，限制和打击了富商大贾、豪强、贵族的经济势力，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暂时解决了由于战争和奢侈浪费所造成的困难，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力量。但却对商品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农业发展
西汉时期牛耕和铁器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同时手工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尤其纺织业和瓷器制作发达。西汉是中国古代商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朝代，国家的稳定和交通的发展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不仅国内贸易，而且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通过丝绸之路西汉甚至与古罗马、印度等国家有间接的贸易关系。西汉文化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深刻，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家都接受西汉文化的影响。
汉武帝刘彻牛耕普遍，铁农具推广
西汉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牛耕更加普遍，铁农具更进一步推广，水利工程的大量兴建，耕作技术有了显著的改进。
在西汉前期，牛耕已在黄河流域逐渐盛行起来，也存在用马耕地的现象。与此同时，铁制农具的制作与使用比较广泛，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冶铁业归国家垄断，铁器的推广更为迅速。
不但中原地区普遍使用铁器，而且推广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铁制农具的种类也增多了。仅铁犁中，就有铁口犁铧、尖锋双翼犁铧、舌状梯形犁铧，还有大型的犁铧。特别是在山东安丘、河南中牟和陕西西安、咸阳等地都发现有铁犁壁。犁壁的发明是耕犁改革中的一个重大发展。没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松土、起垅作亩的作用。
治理黄河
西汉的水利事业比战国时期有了新的发展。突出的成就是治理黄河和关中等地兴修了一些较大的水利工程。治理黄河是西汉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
汉初，黄河屡次决堤，造成了严重的水灾。公元前132年(元光三年)，黄河又在瓠子(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泛滥成灾，遍及16郡。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汉武帝征调几万民工前去修治。经过这次治理，黄河在八十年间没有发生大灾。
“井渠法”
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了几条较大的灌溉渠。公元前129年，为了转输由关东西运的漕粮，在著名水工徐伯的领导下，征发几万民工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东注入黄河，长达一百多公里。渠成后，不仅使这一段的漕运时间缩短一半，而且使沿渠两岸万余顷地受益。
与此同时，又征发民工修龙首渠。这条渠是从今陕西澄城县状头村引洛水灌溉今陕西蒲城、大荔一带田地。渠道要经过商颜山。这里土质疏松，渠岸易于崩毁，不能采用一般的施工方法。劳动人民发挥聪明智慧，发明了“井渠法”，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
汉宣帝刘病已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又在郑国渠上游修了六条辅助的小渠，称六辅渠。公元前95年(太始二年)，从仲山口(陕西泾阳西北)引泾河至栎阳(陕西临潼栎阳镇)，这就是白渠。全渠长近二百里，灌溉农田4500余顷，水中泥土又可肥田。此外，又在今山东泰山下引汶水灌溉农田，在甘肃境内引黄河水灌田，在今安徽境内引淮水灌溉，等等。
“代田法”与“区种法”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耕作技术也有提高。汉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赵过总结了西北地区抗旱斗争的经验，推广了“代田法”。
赵过还发明了耧车。耧车是一种播种机，能同时播种三行，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在辽阳三道壕西汉晚期村落遗址中发现过一件铁制耧足，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墓葬壁画上的三足耧画像，可见当时已广泛采用耧车播种技术。汉武帝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种先进技术、新式农具。
到成帝时，氾胜之又总结了一种新耕作方法── “区种法”。这是一种园艺式耕作技术，把土地划成许多小区，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细作，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耕地面积也不断扩大，到西汉末年，垦田面积已达8270500余顷，人口达5900余万，比战国时期增加两倍以上。
冶铁业
西汉青铜器(4)汉代的冶铁业作坊多，规模大。20世纪50年代后，在河南、山东、北京、江苏等地发现了许多汉代冶铁遗址，其中以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和南阳北关瓦房庄等地遗址规模最大。从这些遗址可以看出西汉冶炼工序集中，设备齐全。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出土了一件铁工具，经化验有十分良好的球状石墨，有明显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结构，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一类A级石墨相当。同时发现炒钢炉一座。炒钢这一崭新的高效率的先进技术的出现，说明西汉的冶铁技术已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钢铁冶炼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战国时期冶铁业一般只能冶铸农具和少数手工工具，锻制兵器还比较少。到了西汉，不仅能生产铁制长剑、长矛、环首大刀，而且生活器皿和杂用工具也广泛使用铁制，如灯、釜、炉、剪等都已在西汉中期的遗址中发现。这说明汉代铁器的使用已相当广泛。
丝织业
西汉时期丝织业也是比较发达的，纺织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当时，长安和临淄(山东淄博市)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长安设有东西织室，临淄和陈留襄邑(河南睢县)等地设立了大规模的官营作坊，作坊的织工常达数千人之多。在丝织业发达的城市里，也有富商大贾经营的作坊。农民家庭则主要是纺织自己穿用和缴纳赋税的麻布、葛布和绢帛，有时也出售一小部分纺织品。
丝织品的种类很多，官营作坊以生产比较贵重的锦、绣、纱縠为主。1972年，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绢、纱、绮、锦、起毛棉、刺绣、麻布等丝麻织品，这些绚丽多彩的高级丝织物，用织、绣、绘、印等技术制成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及菱形等花纹，反映西汉的纺织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特别是一件素纱禅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其重量仅49克，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帛画和汉画像石中已有单锭纺车的图像。特别是1956年在江苏铜山洪楼出土的画像石上面刻有几个人物在织布、纺纱和调丝操作的图像，展示了一幅纺织生产的生动情景。
西汉时不仅有纺纱的工具，而且出现了织布机。秦汉之际，斜织机在南北方地区已经比较普遍，在农村广泛地采用了脚踏提综的织机。同时还有织造提花织物的机械──提花机，提花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汉锦是汉代织物水平的代表，是多彩织物。经对丝织品的化学分析，知道是用茜草素和蓝靛作染料，可染成绿、红等色。这比战国时的染色工艺提高了一步。
工艺水平
王莽西汉手工业的发展，还表现在高超的手工工艺水平上。
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 王刘胜夫妇墓中发掘出大量的精美的器物。例如出土的“长信宫灯”，制成一个宫女双手执灯的形象，十分生动，设计更为精巧，可以拆卸，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可以开合，随意调整灯光的亮度和照射的角度;宫女头部可以拆卸，体内空虚，右臂与烟道相通;通过烟道而来的蜡炬的烟被容纳于体内，以保持室内的清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墓中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由2000多块玉片和黄金制成的丝缕编缀而成，其制作工艺精美绝伦。
在西汉，官营手工作坊中，主要生产者是工奴和刑徒，私营作坊中的劳动者，主要是奴隶，只有家庭手工业的生产者是“编户齐民”。汉代灿烂的手工业成果，就是由这些刑徒、奴隶和家庭手工业劳动者创造的。
漆器业
西汉的漆器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在蜀郡(成都)和广汉等地设置工官监造漆器。当时上层之家都使用漆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漆器。漆器的种类很多，有耳杯、盘、壶、盒、盆、勺、枕、奁、屏风等。出土的西汉漆器，特别是马王堆的器物，大多色彩鲜艳，光泽照人，精致美观，特别是漆器上的彩绘，技巧更高，画法潇洒生动，奔放有力，线条干净流利。
商业繁荣
“交通王侯”
汉初，虽然曾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作官为吏，但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山泽禁令的放弛，给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当时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非常活跃，甚至富比天子，“交通王侯”，形成有影响的势力。
西汉时商业经营的范围很广，据《史记》所载，当时市场中陈列着粮食、盐、油、酱、果类、菜类、牛、马、羊、布、帛、皮革、水产等几十种商品。
京师长安
当时最大的都市是京师长安。据考古发掘，长安城周围长22600多米，相当汉代六十多里长。规模之大，超过古代罗马城三倍以上。城垣每面有三个城门，可容四辆大车并行。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八街(纵街)九陌(横街)之称。街道三道并列，与城门的三个门道相连接，其中中央大道特别宽大，是皇帝专用的“驰道”。全城中部和南部几乎全是宫殿区，占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的东、西九市，是商业活动区。长安商业很繁华，在九个市场之内，聚集着各种大小商店，出卖各地的货物。同类商店又集中在一处，成为许多市，如酒市、牛市、马市、羊市等。这些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汉代武器东、西九市不仅是商业区，而且也是手工业区，如市内便有官府手工业作坊。城内北边一部分是居民区，占全城的十分之一左右。据记载，西汉末长安人口有24万之多。除长安之外，洛阳、临淄、邯郸、宛(南阳)、成都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大都市。洛阳水陆交通方便。临淄丝织业发达，人口密集，是齐鲁的中心。邯郸是黄河以北的商业中心。宛是南北交通要道，冶铁业很发达。成都的手工业，特别是蜀锦，驰名全国。西汉的城市，不仅在中原地区星罗棋布，就是在南方地区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江陵(湖北江陵)、吴(江苏苏州)、番禺(广州)等，或为一方都会，或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中小城市的兴起，西汉的交通运输业也发达起来。在长沙、广州等地的汉墓中曾多次发现木制、陶制船舶或木车明器。1974年在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中发现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还有木料工场，船台和滑道相结合，外形和铁路略相似，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这些遗址，反映了当时水上交通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活跃。在广州、长沙等地，出土了玻璃、玉髓、琥珀、玛瑙、鸡血石和水晶等玉石佩饰。这些东西一部分是国内的特种工艺品，而另一部分则系从海外输入的。
人口增长
秦代末年，由于长期战乱，人口下降。到汉武帝即位时，西汉人口已经上升到5000多万。但是到武帝末年，由于长期的军事行 动，人口降到武帝初年的一半。武帝之后，继任者吸取了教训，采取了相当缓和的政策。至汉平帝时，人口已经达到5960万，接近六千万。
公元2年，西汉人口统计：户12233062，口59594978，垦田8270536顷，未垦田二千四百余顷，这是两汉时期人口最多的时期，也是宋英宗以前户口统计最多的时期。
6西汉文化
哲学
西汉疆域春秋战国时代有所谓“儒墨道法”，即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但自行法家之法的秦朝亡国后，汉朝有鉴秦亡经验，乃先用道家之法治国，是为黄老之术。直到汉武帝时，思想上已有大改变，那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儒学深深影响中国文化之始。
史学
史记：由司马迁所著，是中国第一步纪传体通史，在中国的历史学和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宗教
佛教：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
学术
《周髀算经》
《九章算术》
以上两个是中国最古老的数学著作。
另外，从西汉时期开始中国也有非常详细的天文记录，包括公认的人类第一次对太阳黑子的记录，此外针灸和造纸术可能是在西汉时期被发明的。
艺术
绘画
雕刻
乐舞
角抵
7西汉民族
西汉时期，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开始，国力强盛，击败强大的匈奴帝国，远征西域大宛，臣服西域，收服两越，通西南夷，东灭朝鲜，设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将西域纳入中华版图，正是从西汉开始，奠定了今天中华的版图疆域;西汉是汉朝疆域最大的时期;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第一次把中国的目光投向了世界，汉使到达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罙、犁轩及诸旁国。开拓了链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其中最远到达的犁轩位于今天的埃及亚利山大港，这是汉朝使节到达的最远国家。欧亚非的丝绸贸易就此成型。
匈奴
“平城之围”
西汉秦汉之际，匈奴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匈奴冒顿单于乘楚汉相争之机，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征丁零、坚昆等部(约在今蒙古至西伯利亚一带)，南灭楼烦、白羊(约在今内蒙古南部)，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拥有骑兵三十余万，势力十分强大。
随着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匈奴的国家机构也日益完善。最高首领叫单于，单于之下设左、右屠耆王(即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等，这些大贵族都统率军队，多的万余骑，少的数千骑。大贵族之下还设有各级军官;处理政治的有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等等。这些职位都由贵族世袭。单于又将全国疆土分为三部分，左屠耆王统治东边，单于居中直接统治，右屠王统治西边。
匈奴贵族为了掠夺奴隶和财物，经常侵扰西汉的北边地区。公元前201年(汉六年)，冒顿单于发兵围攻马邑，韩王信投降，次年又攻晋阳(山西太原市)。汉高祖闻讯，亲率三十万大军迎战，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山西大同东南)。后来用陈平计，向单于阏氏行贿，才得脱险。史称“平城之围”。
“和亲”
汉初，由于经济急待恢复，政权尚未巩固，汉高祖只好采取“和亲”的办法，把汉室公主嫁给单于，每年送去大批的丝绸、粮食、酒等。但是和亲政策，并不能阻挡匈奴的掠夺。
公元前166年(文帝十四年)，匈奴老上单于率骑兵十四万攻杀北地郡(郡治在固原附近)郡尉，前锋到了雍(陕西凤翔)和甘泉(陕西淳化)，火烧回中宫。八年后，匈奴又从云中(内蒙古托克托旗)、上郡(陕西榆林南鱼柯堡附近)两郡各侵入三万骑，长安城警报频传。
“实边”
文、景时期，虽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为抵御匈奴的侵扰，也作了些防备工作。如文帝改革了边防军轮换制度，用免税、赐爵、赎罪等办法移民“实边”。还大力提倡养马，准备对匈奴进行反击。
西汉卫青、李息反击匈奴
汉武帝即位后，由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反击匈奴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汉武帝时期，反击匈奴的战争主要在公元前133年(元光二年)至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间进行，先后打了十几仗，其中带决定性的大战役有三次。
第一次战役发生在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这一年匈奴侵入上谷、渔阳(北京密云县)。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率兵出云中，对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军发起突然袭击，匈奴白羊王逃走。西汉完全收复了河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西汉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内蒙古杭锦旗)和五原郡(内蒙古五原)。
霍去病西征
在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甘肃山丹县东南胭脂山)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和匈奴军短兵肉搏，大获全胜。同年夏天，霍去病第二次西征，越居延泽(内蒙古居延海)，攻到祁连山，大破匈奴军，河西的匈奴贵族损失惨重。同年，匈奴贵族内部分裂，浑邪王率四万人降汉。这次战役后，汉在这里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历史上称“河西四郡”。从此打开了汉通西域的道路。
漠北决战
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为了彻底击溃匈奴，汉武帝召集诸将商议，决定深入漠北反击匈奴。这一年，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十万骑兵，分东西两路进军。针对匈奴贵族认为汉军不能远征的错误判断，西汉采取了奔袭追击的战术。卫青率领的西路军，从定襄，越沙漠，北进千余里，对匈奴单于大军进行包围。经过激战，匈奴单于率数百骑突围远逃，其主力全部被歼，汉军直追至赵信城(蒙古杭爱山下)。霍去病的东路军从代郡(河北蔚县一带)出兵，深入二千余里，跨过大沙漠，同匈奴左贤王接战，大败对手，凯旋而归。经过这次战役，匈奴力量大大削弱，无力大举南下。
西汉彩绘陶女舞俑“单于和亲”
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制止了匈奴贵族的残暴掠夺，保护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使北部边境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便利了汉与西域的交通。
随着匈奴贵族军事力量的削弱，匈奴族人民和其他被奴役的各族人民反抗匈奴贵族的斗争也日益强烈。在此情况下，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昭帝时，发生了五单于争立事件，接着分裂为南北两部。公元前51年(甘露三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北匈奴的郅支单于被迫西迁，后被西汉所杀。
公元前33年(竟宁元年)，汉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嫁给了呼韩邪单于，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匈之间的武装冲突。此后约有半个世纪，在北部边境出现了和平景象。近些年来在包头等地的汉末墓葬中，出土有“单于和亲”等文字的瓦当，是汉、匈关系改善的有力证明。
西域
张骞出使西域
西域同内地的联系开始于遥远的历史年代，到公元前2世纪左右，西域分为三十六国，互不统属。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草原有乌孙、且弥等国;在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地区，又分为为南道诸国和北道诸国。
